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93X（2000）02—0001—07 蔡元培和鲁迅，作为并耀于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几乎同时从越乡升起。论事业，一为“学界泰斗”，一为文坛“主将”；论人格，一为“人世楷模”，一为“民族之魂”；论友谊，不仅莫逆终生，而且堪称佳话。 然而，这两位终生至交不渝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者和奠基者的文化性格，则是“和而不同”的。如能将其异同细加比较，当于同样面对“传统与现代”困惑的当代人大有裨益。 一 鲁迅曾这样给他自己在20世纪的中国作历史的文化定位——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个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他属于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中间物”。这样的定位，移用于蔡元培亦并无不当。 鲁迅和蔡元培都是弃旧图新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1、从“旧垒”中率先走向面对世界的前沿。 1892年，当蔡元培高中进士点为翰林时，12岁的鲁迅还刚进三味书屋。当鲁迅失望于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离家赴南京求学，开始寄望于新学时，正是蔡元培失望于清廷，携眷返回绍兴投身于“教育救国”的1898年；1902年，当蔡元培在沪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鲁迅刚启程赴日本留学；当蔡元培于1904年发起成立光复会并任会长时，鲁迅刚入仙台医专学习，他的正式加入光复会则晚在1908年。而当鲁迅7 年留日生活仅剩2年的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才首次赴德游学。 他们是一同经历了对于清廷、洋务和维新的失望，而率先直接或间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 2、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中心。 1911年11月，当鲁迅在故乡热烈庆祝绍兴光复，被军政分府委为山会初师监督时，蔡元培刚从欧洲回来，参加了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次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值鲁迅因失望于辛亥革命后的军政分府而辞去山会初师监督一职去向未定之时，经挚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即委托许寿裳“驰函延请”，鲁迅即于2 月抵南京到部供职。就这样，这两位现代启蒙先驱走到了一起。1912年，蔡元培受孙中山委派，赴北京迎袁世凯来南京就总统职未果，3 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内阁又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4 月到部视事，鲁迅与许寿裳5月随部迁京。7月蔡元培为表示不与袁世凯合作，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秋季又二次赴欧留学，至次年6 月才返沪参加讨袁二次革命，9月又三次赴欧游学，至次年11月回国， 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自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趋密，鲁迅曾应邀为北大设计校徽，并从1920年起，应蔡元培之聘在北大兼课，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地——北大革新群体中的一员。 在划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以其“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培育和保护了这一新文化先驱者群体，被誉为“新文化的守护神”。而鲁迅则与以北大为发祥地的新文化的先驱者群体取同一步调，以其“呐喊”和“遵命文学”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1923年蔡元培以“不合作宣言”与北洋政府决裂，离京先抵津、沪，后又四度赴欧考察。鲁迅则因支持学生运动遭军阀政府迫害而于1926年南下。次年，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广州“四·一五”血的教训的鲁迅来沪定居，被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特约撰述员，到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裁撤为止。 3、从力主抗日走向反蒋同盟。 三十年代，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制造的白色恐怖，蔡元培与鲁迅又成了抗日和反蒋的亲密战友。先有1932年鲁迅应邀参加蔡元培、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继有1933年同迎萧伯纳，共赴杨铨追悼会的壮举，后有蔡元培毅然为鲁迅治丧，不仅主持丧葬事宜，而且亲为执绋送殡，事后又鼎助出版《鲁迅全集》并为之作序。 当许广平编校完毕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时，曾满怀感慨，为蔡元培与鲁迅相“和”终生、携援与共的友谊作过如下小结： 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至蔡元培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所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维私人的感辛。〔1〕 郭沫若对此亦作过客观的评述： ……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部，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2〕 二 19世纪末，蔡元培与鲁迅先后从古城绍兴的旧台门走出，经历了反差极大的人生道路，终于殊途而同归，双双成为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至交终生的现代文化巨人，这在中外文化史上亦堪称罕见的佳话。 然而，更值得研究的是，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奠基者的文化性格，却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要是我们至今尚在“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的拘囿之中，对于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就只能作出褒一贬一或取一舍一的抉择。所幸思想解放已为我们提供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系统思维方式，“非单一化”的现代实践又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客观依据，论世衡人的标准业已变得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