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注：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近年来， 季羡林先生更将其提升至世界文明史高度加以阐发：“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注：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后收入《季羡林文集》第6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6—213页。）敦煌地位之显要若斯，故1900年，尘封千载的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注：参见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23—48页。荣先生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第37、38页）据此，藏经洞封闭距发现约900年，此言“千载”，乃是约数。）数万件弥足珍贵的文书和文物重见天日，震撼了整个国际学术界，立即成为各国学者竞相钻研的热点。“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理解。”（注：参见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荣先生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第37、38页）据此，藏经洞封闭距发现约900年，此言“千载”，乃是约数。 ）可以说，从“华戎所交一都会”（注：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的敦煌生发出的所谓“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2000年，敦煌学将迎来诞辰百年之盛事。（注：习惯上常将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和敦煌学诞生的时间混为一谈。世界上第一位研究藏经洞出土文书的学者是叶昌炽，他在《缘督庐日记》中对《水陆道场图》绢画和《大般涅槃经》写本作了记录和考订，见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条。荣新江教授称之为“敦煌学第一人”（1999年4月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海外敦煌学”讲座笔记）。不过，严格说来，敦煌学的发轫似应以1908年8月， 罗振玉所撰刊于《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期上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为标志。因此非本文主旨，理由从略。）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如何回顾与思考中国敦煌学的历史和现状，前瞻与探索未来之路，乃是时代赋于我们的当务之急。（注：《敦煌研究》即将推出“研究回顾”专号，可谓及时善举。）然而纵观百年敦煌学学术史，尽管宏文巨著，汗牛充栋，大师巨匠，灿若列星，但自身理论建设却建树寥寥，与其显学地位极不相称。乃不自量力，作此小文，略陈一得之见。 何为敦煌学？它是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有哪些？它的学科性质如何界定？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与这两类知识体系及其分支学科关系如何？这些互相关联的问题，有些是学术界争论已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有些则是至今未有人深加论析的。故笔者拟援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试图就以上诸问题荦荦大者提出一些解说，以求正于方家。 一、敦煌学是否一独立学科的重提与再判 在“敦煌学”这一名称早已约定俗成，甚至它的子学科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研究生招生目录的今天，再重提敦煌学“学”还是“非学”老问题，是否毫无意义或大煞风景（就百年大庆而言）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我们讨论其他问题的前提，此问题若悬而不决，则其余一切免谈。下面，我们先略作历史性的考索。 “敦煌学”是陈寅恪先生首先提出的概念。1930年，陈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注：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笔者想在此强调，“学”这个字有很多义项，其中有两项是：“学问”与“科学”，（注：《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248页。）前者是指关于某一方面的知识或泛指学识，后者则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分门别类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两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等同。根据陈先生这件“文本”（text）的“语境”（context ）我们所能解读（decode ）出的“敦煌学”这一“话语” （discourse）只能是前者，（注：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参考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本文只是借用福柯的一些术语，并不表明作者完全赞同此类“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更非认为寅恪先生创制“敦煌学”一词隐含攫取某种“话语权力”的企图）。更确切地说，意为整理和研究这些“新材料”——敦煌文书的专门学问，并没有新学科的含义。 十年后，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时提到：“敦煌学者之于此种作品，非意存弃，即不免误解；研究通俗文学者又多逞臆之辞，两者俱未为得也。”（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295页。该文修订于1940年5月，距寅恪先生撰《敦煌劫余录序》恰好十年。）显而易见，向达先生所称“敦煌学者”指专门从事敦煌文书研究的学者，可见他并没有“误读”寅恪先生的意思。稍后，敦煌俗文学的另一早期开拓者傅芸子，（注：傅芸子为早期敦煌学奠基人之一，于敦煌俗文学用力甚勤，建树良多，然今日敦煌学界已鲜有提及其名者。）撰写了第一篇敦煌学学术史论文《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注：载《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号，1943年。），持论亦大致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