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 — 4106 （2000）02—0184—03 敦煌文化研究是整个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带有综合性的分支学科。对此，现在似乎还没有很多人承认。然而，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有那么一些人还没有承认不妨碍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厦中给予敦煌文化研究以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的位置。 敦煌学研究的分支学科是相当多的。敦煌文化研究和所有这些分支学科中的好一些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更进一步说，敦煌文化研究包括了敦煌学研究中诸如敦煌宗教研究、敦煌教育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学术研究、敦煌科技研究等等相关的分支学科。然而，敦煌文化研究又并不是这些相关的分支学科的简单的堆砌物，而是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以及研究的方法的。在我看来，敦煌文化研究既应当以整个敦煌学研究中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做为自己的基础，又应当从文化的角度对整个敦煌文化进行总体的分析研究，以弄清敦煌文化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弄清敦煌文化的本质、特点及其多方面的表现，弄清敦煌文化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弄清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的敦煌文化所包含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正由于此，敦煌文化研究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分支学科，而且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如果上面说的看法多少还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敦煌文化研究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是一个既有较长历史，又还相当年青的分支学科。说它有较长历史，是说作为敦煌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整个敦煌学研究中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实际上早已产生。说它还相当年青，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化研究，其正式出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20年来间的事情。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敦煌遗书重现于世。1909年，敦煌学研究的历史正式开始。从那时候起，一直到30年代末，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敦煌文献以至敦煌艺术。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儒家以及道家、道教、佛教等典籍，研究敦煌语言、文字、音韵等资料，研究敦煌艺术，都有值得重视的重要成绩。王国维、罗振玉、蒋斧、刘师培、刘复、朱孝藏、陈垣等专家学者都是很有贡献的。就是说，作为敦煌文化研究的基础的敦煌学研究中众多相关分支学科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 然而，当时的研究，虽然有许多都和敦煌文化研究有关，虽然有许多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为敦煌文化研究打基础，却如同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所写序文中指出的，专家学者乃是“各就其治学范围”进行的，治文学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治宗教学者从宗教学角度进行研究，治艺术学者从艺术学角度进行研究，治语言、文字、音韵等学者从语言、文字、音韵等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唯独没有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者，甚至连真正从敦煌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也都并不很多。当时，所谓敦煌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敦煌文化研究有关的研究，而不是敦煌文化研究本身。因此，当时的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实际上还处于潜在形态，并未正式出现。当时，连“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似乎都还未曾出现，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当然，到了40年代，出现了“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卫聚贤先生的《敦煌石室》一文（发表于1943年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即为一例。然而， 那似乎也只是偶然出现，偶或用之而已，既未引起重视，也未普遍流行，更未见有谁对之进行界定。人们研究与敦煌文化有关的那些资料，但是仍基本上是“各就其治学范围”进行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化研究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分支学科。 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出现，应当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从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半个世纪时间中，情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除过十年动乱期间不说外，头17年和后20来年，是有不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文化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出现即处于酝酿之中。特别是姜亮夫先生《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的出现，表明已经有了从文化角度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研究的良好苗头。但对敦煌文化的文化角度的总体研究仍是浅尝辄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取用了“文化”这样一个名目做为统一的旗帜，把分门别类地论述和介绍敦煌文化的几个重要类别和载体的文字拼合到一起而已，从文化角度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研究实际上是很不够或者说是基本上尚未为之的。在整个敦煌学研究界，大量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还是专家学者“各就其治学范围”写出的；其中许多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者仍非从文化角度做出，更不是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考察，尽管总体考察离不开对其各个部分的考察。 敦煌文化研究17年中之所以仍然如此，自然是有原因的。除了研究者多非专门的敦煌学研究人士而是各有其治学范围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敦煌保存下来的那一堆古代文化遗产，数量太大，类别太多，国内人士又不易全部看到；敦煌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是要以对有关材料、有关类别之研究做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工作即使是在有关材料易于全部看到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有关材料不易全部看到的情况下就更是需要时间了。 进入新时期以来，敦煌学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的敦煌学研究的诸多分支学科，也都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正式出现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事实上，这个分支学科也已逐渐地出现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敦煌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起来，一些专家学者如季羡林、史苇湘等先生也发表了一些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化的论文。再后一些，从文化角度研究敦煌文化的气息颇浓的专著即有出现，宁可、郝春文先生的《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即其中较为重要者。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从文化角度研究敦煌文化某一类别和载体中某一问题的论文，如王小盾先生的《敦煌〈高兴歌〉及其文化意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张鸿勋先生的《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等。再后一些， 便是从文化角度总体研究敦煌文化的重大研究课题的提出、实施和完成。其中，拙著《敦煌文化通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已通过专家鉴定并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的一卷正由出版社排版出版，想不久即可与广大读者见面。当然拙著《敦煌文化通论》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之作。实际上，这本书也还只是一个尝试，其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会很多。但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即：敦煌文化研究做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带有综合性的重要分支学科，在近20来年中终于逐渐地正式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