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已成了几代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时人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为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昭示着历史转折中所蕴含着的现代意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中西融合、激浊扬清。 1.当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学家托夫勒、未来学家奈斯比特都处心积虑地谋划着关于21世纪的未来，东西方国家面对着跨世纪的转折，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自己的发展前途和命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昔日的农业文明已成了落日前的一抹余辉，工业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已滑过如日中天，渐变成了午后斜阳，只有“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如初升的朝阳冉冉升起。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使得人类文化犹如母体中躁动的婴儿，正悄然地从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组成部分，面对着历史的跨越，在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然而，要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功能，有必要对某些问题重新审视与思考，不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之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优劣逐渐有了认识，一批思想敏锐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时，毅然将目光射向了西方文化： 冯桂芬坦陈中国不如西方“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注：《校分序抗议·制洋器议》。）左宗棠直言“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2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69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薛福成叙说“中国所尚者， 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因此，“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自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注：《庸庵全集·文编》，卷2。）严复论析“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 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为。”（注：严复《论世变之亟》。） 对于中西文化中各自的优劣，尽管国人了解的并不十分透彻，思想敏锐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介绍在当时来说也还只是些皮毛，但它说明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社会的转型不仅对政治、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转换。 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儒学复兴”说、“全盘西化”观、“精华选择”论。因为无论是“儒学复兴”，还是“全盘西化”，两种观点背后所隐含的或为“华夏文化中心”论，或为“西方文化中心”说，二者共同的思维特征只强调一元而忽视多元。“精华选择”论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它却是对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一种分割。正因为这几种思维定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影响着中国文化的重构，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处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既要抛弃“西方中心”论，也要避免“华夏中心”说。如果说传统的“中央之国”、“定于一尊”曾让先贤们盲目地陶醉过，那么，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显露出中国人心态上的狂妄，或外国人对中国发展认识上的别有用心。而“西方中心”论者，总是以一种傲慢的偏见将西方文化看成是最优越的，是核心，应该普及于全世界。本世纪20年代末，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 ）在《比较文学史》这部名著中作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渐渐地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注：洛利哀（Frederic Lolliee）《比较文学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52页。 ）事实虽已对这一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时代虽在社会的变迁中前进，文化的多元性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势，但是，西方中心论仍蛰伏于西方学者的心灵，令他们难以忘怀，不少中国人也为此而津津乐道。仔细思考与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差异，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宝库。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注：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转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诱发了人们的创造性而导致革新。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唯有注重不断创新，才能使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方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