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东亚在21世纪的前景如何估计 在20世纪我们东北亚各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成了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韩国和中国在赢得国家独立后也先后在经济上得到飞速发展。这些变化加上东南亚的发展，便引起了种种猜测估计，有人便认为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北京有一位名学者多年来一直宣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今时代西方要没落了，该轮到东方在世界上坐第一把交椅了。对此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虽不以为然，却也有不少人为之呐喊助威。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类说法才有所收敛。人终究要讲点实际，夸夸其谈不会有生命力。需要的正是其反面：要切切实实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知己知彼，才有可能较为恰当地设想我们的未来和应做的工作。 事实是：东亚在20世纪才刚刚以独立自主的资格重新走进世界竞争舞台的比较前面的行列，但离最前列和中心还有一段并不算短的距离。由于东亚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特别是由于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独创的文化传承，在世界上占有着一个巨大份量，所以它一旦崛起，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但是人们不可忽视和轻视的是：西方能享有主导世界历史的地位，也来之不易。那是他们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用了大约五百年的努力，通过发展科学与理性，发展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发现和开拓新大陆，从各个方面改革其原先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观念，取得了包括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在内的极为巨大的成就，才得到的。不错，西方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问题，或如马克思所说的内在根本矛盾。它并不是一个神物。但是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它的矛盾是那些还没有达到这种矛盾水平的落后社会所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他指出，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的人对它的批判只能是粗陋的社会主义。以为靠这类粗陋的社会主义就能否定资本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民带来的那样过多的而且过于漫长的苦难历程还是应当和可能避免的。因此他主张落后国家的人民在争取其自由和发展中应当发扬高度的历史首创精神，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历史道路，仍然必须以充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所赢得的主要成就为其最根本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来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但是他们还是对充分吸取西方成果这个重大任务的含义认识不足，以为只要拼命努力，依靠政治挂帅，这个任务就能很快实现。我们不否认这种努力也得到了极其可观的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不切实际的追赶和企图超过西方而运用了过多的政治手段，几十年来给苏联和中国带来的创伤和另一种形式的苦难同样极其严重。西方成就决不仅仅在科技和经济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尽管现在由于仍取资本主义的形态而有其种种可以指责的理由。但是谁能没有矛盾？同西方相比，我们所面对的大量矛盾由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深层背景，还不得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前和直到今天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因此以为可以无需弄清西方的全部成果和做到相应的工作（当然要伴之以必要的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能享有与之相当甚至超过其成果的那些设想和努力，必然只是空谈空想。 不赞成虚夸决不等于主张自卑，永远唯西方的马头是瞻。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是一个可能做到、必能做到的目标，只要我们清醒地有分析地认识自我和对方，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做好我们的工作。但是即使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也不应该说些什么“世界要以东方为主导”的话。我们的目的只应规定为从各方面赢得平等和公正的竞争地位，达到东方和西方各国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以那种“21世纪必是东方的世纪”之类说法不仅是浮夸，从根本态度上说也是错误的。即使到了东方真正强盛到能够胜过西方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盛气凌人，也要去当什么世界的霸主吗？事实上西方也总在前进和不断变革他们自身，因此东方和西方将永远有彼此继续学习的必要。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东方人，需要具有作为世界公民的新的精神视野。只有改掉那种思想深处的狭隘心态，才能较为恰当地规划我们在新世纪的工作。 在21世纪里，东亚和东北亚首要的迫切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高科技和所谓“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和主张。与之相应便是对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这些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因为经济和高科技是我们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不过这里所谓的“基础”主要还是从物质条件来讲的。 真正说来，“基础”绝少不了另一方面，即精神基础方面。“精神”一词有诸多含义，但最根本的总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哲学智慧。它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属于高级的精神东西了。但是人在关注经济忙于事务的时候，是很容易只重知识而轻视智慧的。这种通病在我们东亚人中间现在也非常流行。我的一位老师和老友，几年前曾经不无感叹地对我说，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好像是人脸上的眉毛，少了好像不行，不好看，真的少了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可只用近视眼看自己的世界。其实我们何尝有一刻能没有精神和智慧呢？没有精神，任何一个国家就无法保持独立自强，任何人也不会有生命的价值，科技和知识也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我们东北亚20世纪的历史说，这类经验仍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前五十年日本侵略中韩那一惨痛的血泪史，不仅是由当时国力强弱造成，也是文化和精神智慧方面很有问题的显露：那时的日本是被一种怎样的文化和精神所驱使，以为侵略是正当有理的呢？那时的韩国和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当时陷于那种十分被动的处境呢？后五十年中韩终于独立和逐渐强大起来，岂不是首先靠人民的精神奋起，然后才有实力与精神并进的吗？现在我们各国内部的大量问题岂不是仍然与道德和精神有关吗？这些问题说来是经济、政治、法律的，背后还是整个文化和精神的。如亚洲金融危机与东方型的官僚体制，权钱勾结，裙带关系等等都有着不解之缘。这些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可以解决的。要找到有效办法，需要标、本兼治，即对全盘文化进行一整套的变革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