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卫道、殉清 ——王国维的思想变迁及其死因 侯著曾论及王国维对顾炎武的继承关系，说“只有王国维是最后继承顾炎武的人”，“王国维……也以继承炎武自居”，但认为这只是就学术而言，如就思想而言，则二者并不相同，“炎武的经学是和他的社会运动与民族思想不可分离的，而王国维……却不能由研究方法的近代意识达到近代的社会理想”（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即《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5～206页。 ）。与侯著不同，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二文认为，王国维不仅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而且是一位“时代的思想家”，是“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注：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见1996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7版；刘梦溪《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见《中国文化》15～16期， 第38页。）。本文认为，此二说均有待商榷。 1.关于“继承顾炎武” 侯著说，顾炎武治经史之学，其学术特点是“由音韵学而明古义，进而考证古制，这在后来实为王国维所继承”（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即《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205页。）。此说与实际情况相符，王国维后期“尽弃前学， 专治经史”，认为自己的学术是“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注：罗振玉：《〈观堂集林〉序》。按：此序实由王国维代笔。），与顾炎武正相同。侯著又说，“王国维在《殷虚书契》后记中，也以继承炎武自居”。此说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王国维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说：“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阙，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观堂集林》卷23），是将罗振玉与顾炎武相比，而不是将自己与顾炎武相比。但王国维曾明言其《殷周制度论》“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注：1917年9月13 日《致罗振玉书》，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214页。），则又可见，说他有“以继承炎武自居”之意，还是可以的。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后期的代表作，被人视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注：转引自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见《王国维之死》，第19页。）。王自己曾评此《论》云，“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穿者”（注：罗振玉：《〈观堂集林〉序》。按：此序实由王国维代笔。），可见这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此《论》说：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男女之（有）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唯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其重民彝也如此。……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殷之臣民，其渐于亡国之俗久矣，……举国上下唯奸宄敌仇之是务，固不待孟津之会、牧野之誓，而其亡已决矣。……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王国维极端推崇上述周代制度典礼，认为“政治上之理想，未有尚于此者”（注：1917年9月13日《致罗振玉书》， 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214页。），又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注：《论政学疏》，转引自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见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11页。），“赤县竟无干净土”（注：1918年3月24日《致罗振玉书》，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54页。），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其制度典礼乃是“我国经验之良方”，足以挽回世道人心（注：《论政学疏》，转引自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见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6 月版，第9～11页。）。这就可见他之撰《殷周制度论》， 怀有以周代制度典礼挽回世道人心的深意，也就可见所谓“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并非虚言。明乎此，便应该说，王国维不仅在学术上“以继承炎武自居”，更在思想上“以继承炎武自居”。所谓“可几亭林先生”，其意即在于此。下文所举大量事实将充分说明这一点。 2.关于“纯粹的学者”、“时代的思想家” 以辛亥革命为界，王国维前后期的学术与思想有显著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