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271（2000）02—0032—04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的两个重要侧面。作为两种文化精髓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更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大力提倡科技文明、追求社会进步与人的自我完善、推行可持续战略的当今，深入探讨两种文化及其建构问题，对于树立真正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中。他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并认为两种文化截然区别，互不相干，互不理解。 如果对文化作基本的分类及分析，应该承认，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的确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方法和观念体系。它们规范和引导着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的活动方式和方向。 什么是科学文化？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指“自然科学”。故而科学文化是指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活动的目的和任务是认识自然、探求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获得关于自然现象的本质性认识；科学活动的方法要求规范、严谨、求实；科学活动的整个过程要求排除主观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虚幻等。因此，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它能教人知、行，蕴涵于其中的客观、求实、理性的精神则能开阔人的心胸，启迪人的心智，扩大人的视野，摒弃人的愚昧无知、教条迷信。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精髓。 相对而言，人文文化则指以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社会领域为指向的文化体系。人文文化的关注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强烈的情感、主观感觉、意志等非理性特征的社会存在物。人文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侧重于人类生存意义、方式与价值的关怀与维护；其文化体系的主体内容是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及体现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价值理性、精神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后者体现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核心。 比较而言，科学文化以物为尺度，推崇工具理性至上，追求真实。人文文化则以人为中心，推崇价值理性，追求美好。人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创造了不同意蕴的文化知识、文化精神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对独立。但是，如果认为两种文化互不相干、互不理解，甚至其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如斯诺的《两种文化》），则有失偏颇。从深层底蕴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通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种融合与互促，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科学与人互渗互促。科学是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创造的文化现象之一，人参与其中，把握其进程，规定其活动的方式与规范。科学的目的即是人的目的，科学满足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开拓人的智能，创造人所需要的物质世界。 科学思维方式必然促进人的思维方式的进步。传统人文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笼统的悟性思维方式，近代科学兴起后，分析、理性与实验的知性思维方式广泛地影响到社会文化各领域，在20世纪科学革命后，综合的辩证思维又逐步取代了知性思维方式。作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文化，必然涉及到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进步。思维方式的进步标志着人类的进步，人必将因此而日益深刻地认识自身与世界，更协调地处理人的、自然的等各种关系。 科学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作用于人文文化的最重要部分。默顿总结的科学活动的五项规范——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合理的怀疑性，实际上正体现了人类对于无私、民主、公正、诚实以及真实等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些精神追求不仅通过科学活动内化为科学家和更多人的品格，而且以其成功和成功之路来影响历史，为人文精神的建构树立榜样。正如萨顿所说，一部科学史就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了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1]这后一句正好揭示了科学活动精神对社会人文文化的影响，揭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的高度统一。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有异，但是如果超越狭义的科学与人文观，便不难发现，科学世界本身便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也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的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二者拓展知识、追求真理，要求客观、公正、诚实、美好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根本的共同目标都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自身完善。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健全的社会文化整体。 二 中国文化传统素以重人文、轻自然为特点，文化内容表现出人文发达而自然科学薄弱的性质。自16世纪“西学东渐”，中国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科学文化。但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之后，近代科技的价值才正式被国人普遍承认与接受。自此，科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学成了最高价值准则。正如胡适在1923年描述的：“这30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改公然地对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 华裔美国学者郭颖颐也指出：中国在激荡的20世纪头50年里引进并推行过形形色色的主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运动，但存在一个基本的旋律，一个根本的、深层的信仰，一个几乎人人共享的价值准则，那就是对科学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极端诚信与极力推崇；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展现了对科学力量的一种特有的理解，对传统的批判以及一种准宗教的形式。[3]上述描述不仅是对20 世纪中期以前科学在中国社会地位的记录，而且无疑也可用来说明下半个世纪尤其是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社会对待科学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