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90X（2000）01-107-06 一 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种最著特色的文化现象。今天，人们在思考如何构筑现代文化、建立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已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传统家训。无疑，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家庭文明；而现代家庭文明的建构，则不能不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进行借鉴。因此，研究和探讨传统家训，就成为祖国文化遗产挖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的一个思想传统。传统儒学所倡扬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凝炼和体现。 对儒家修平的思想，如果从内容上分开来看，“修身”所注重的是个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它属于个人的事；“齐家”主要在于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家长来担负主要责任；“治国平天下”则是属于社会高层统治者的事情。在这几个方面中，个人、家长和高层统治者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所担当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也有区别。但是，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是如此至密，甚至密程度千百年来已经被儒学者们所反复论证。在儒学者们看来，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行为的自觉程度的提高，只不过是为了要调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强个人参与社会各类活动的能力（包括知识的增加和技能的提高。这是社会需要的，也是个人所必需的）；而整齐家风，则是通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实现社会各个细胞组织的和谐有序，以此为社会的整体平衡与稳定提供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国家的统治者再配合施以一定的措施，即通过各种加强统治的手段，包括强制政治和普施教化等等，从而使国得以治，天下得以平。而无论怎样，在这些有着至密关系的几个方面中，“齐家”的作用和地位甚为特殊。因为就总的情况而言，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是分属于各个家庭的，个人修养的好坏，个人行为的道德自觉程度如何，不仅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必须首先通过家庭才能实现；而社会中各个家庭的状况是否整齐有序，就更关联着整个社会状况的是否和谐稳定。谁都知道，一个健康的人，构成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即他身体的所有肌理组织，也应当是健康的。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细胞靡烂不堪，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体和谐也是绝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视家庭生活，重视家庭内部秩序和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要求是相契合的。由于这个缘故，传统的儒家文化十分注重家庭的社会功能与作用，重视在家庭内部进行成员之间的规劝与训导；也由于这个缘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密林中，传统家训这株大树就显得异常兴旺茂盛。 这样说来，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中国家训是缘于传统儒学的背景而产生的呢？长期以来，人们把成书于隋朝初期的《颜氏家训》奉为“百代家训之祖”，并把它视为中国家训的起源；近年，又有论者纷纷著文，重新提起对家训起源问题的讨论，其中有的则把中国家训的起源归结为儒家思想普及化的需要。这些论见，都不同程度地缘于这种观点。 其实，如果仅就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言，《颜氏家训》堪称中国传统家训的第一部，这是毫不过分的。但是，若说《颜氏家训》是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那就相差甚远。对此，已有论者据引《艺文类聚》和《隋书·经籍志》所录“诫子书”、“家诫”书目，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说明。（注：见马玉山：《“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 ）这里，我们可以略作补充的是，除《艺文类聚》和《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情况，还有一些未被二书所收录的家训书目，如见于《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的三国时魏人杜恕的《家戒》，见于《魏书·张烈传》的北魏人张烈的《家诫》等等。这已足可说明，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是中国家训的兴盛时期，而并非到隋初有了《颜氏家训》才出现传统家训。 有论者又以后汉张奂、马援、司马徽诸人的“诫子书”为例，以说明传统“家训”、“家诫”起源于东汉。这也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我们认为，张奂、马援、司马徽等人的“诫子书”，只能说明东汉时已有家训，而绝不能视其为起源。须知，家训作为一种在历史上的曾长期不衰地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现象，其产生和发展一定有其深厚的根源；它的形成和兴盛，也一定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递嬗演进。否则，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不会显得如此厚重。当然，东汉时传统儒学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家训的兴盛，而传统家训又借助于儒学而丰富了其内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传统家训的产生却大大地早于东汉之前；它的出现，似乎并不是为了要传播儒家文化，而首先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社会的需要比文化本身的需要要深重得多。所以，如果把传统家训与传统儒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使得传统儒学能够借重于传统家训而得以广泛传播，而决非因为儒学的兴盛而导致了家训的产生。对于家训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只能从社会的需要中去寻找。 二 以著述形式保存下来的家训书名，多以“家训”、“家诫”称之。这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训”、“诫”的字义本没多少区别，二者都有“教导”的意思。据许慎《说文》：“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须之理。”而对“诫”字，《说文》将它与“敕”字互训，二字都有规劝告诫之意。但细细品味，“训”与“诫”的字义差别还是有的：“训”重在于说服训导，除了对受训者说明应当怎样做，还必须申述一定的理由，指出为什么要这样做；而“诫”却重在于对受训者的言行进行一定的规定，偏重于必须怎样做，对为何要这样做则不必说明理由。及至后世，“训”、“诫”的字义发生了演变，二者往往互用，那就真的区别不多了。这种对字义的训释，可以说明在家训发展的历史上，“家诫”与“家训”属于同一类型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其意义只在于指明以“家训”称名的《颜氏家训》之前，早已有“家诫”、“诫子书”之类，是家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绝不可以说明它们是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因为像家训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里，有其不同的存在形式是完全可能的，其本质的认同不应当以它的名称出现为标志，尤其是在追溯这种文化现象的起源的时候，就应当透过对其表现形式的分析，而根据它的功能和内容去认真考察它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