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影响的问题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个人、经济组织（企业）和社会这三个层面对此展开讨论。 一 任何的经济活动首先表现为个人的经济行为，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经济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为动机。在东亚地区，儒家文化价值观是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呢？是怎样影响了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人的呢？ 赫曼·卡恩在《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以后》认为，儒教社会始终如一地提倡个人和家庭的节制，注意教育，追求各个领域中的成就（尤其在学术和文化方面），认真对待工作任务、家庭和责任。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工作勤奋、有责任感、有技术、有理想，乐于帮助集体，对个人利益关注较少。马里恩·J·利维认为，在东亚社会中， 由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社会人”可以转化为“经济人”。他在《试论东亚社会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这种转变会将实利主义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人们为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以至于以一种近似于宗教式的、韦伯把它当作新教伦理的苦行僧方式劳作。东亚经济危机发生后，1998年1月22 日德国《经济周刊》发表了题为《“亚洲模式死亡”纯属谬论》的文章，说亚洲的“经济史无前例地迅速崛起应归功于其他因素：其居民辛勤劳动、谋求越来越好的教育、克制消费、勤俭节约……。”（注：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东南亚金融危机评说》，1998年出版，第164页。） 实际上，从古代的传统来看，儒家文化价值观对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的影响是塑造了所谓“君子”的人格典范。这种“君子”在行为偏好上是遵从所谓“义”和“利”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诠释的话，即是“君子追求精神等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小人追求物质等低层次需求的满足。”那么，君子为什么不追求“利”呢？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儒家人格高尚，但更可能是在小农短缺经济下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态的表现。重义轻利，鄙视物质追求，鄙视生产劳动，也就是鄙视经济行为，也就缺乏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 但是，人们对物质满足的追求是不可抗拒的。“富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注：《论语·里仁》。）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人们无可奈何，还可以“安贫乐道”。一旦外来的物质洪流汹涌而来，“义”的说教就会变得空洞无力，“利”的诱惑就会大行其道。在“利”的层次的需求未能满足之前，对“义”的追求就不可能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行为。因而，这种“重义轻利”的说教要么是虚伪，要么就根本做不到。“君子”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就只可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典范。但在这种人格典范的影响下，带有强烈物质功利性的工商精神就不可能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也是中国和东亚社会不能原发性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文化精神中，尽管对“利”的追求被抑制，但并没有把人的追求寄托到天国和来世上。“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儒教对于职业生涯与财产的态度，……与佛教的拒绝沾染俗世物质相反。”（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 月第一版，第181页，187页。）这种文化精神还是功利的、现世的。它追求现实的功名，“学而优则士”，“经世至用”，“安邦定国”。它追求人格在政治层面和伦理层面的实现。在这种追求中，实际上对“利”的追求也包括其中，只不过是没有明说而已。 在儒家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中，教育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东亚社会对于教育的确非常重视。与此相联系，儒家文化提倡节俭导致东亚社会的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高储蓄率和在人力资本和有型资本上的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节俭所导致的高储蓄率能够转化为物质资本，教育则是人力资本投资。东亚社会作为后发性的地区，教育的内容在引进西方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后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当然就有重要影响。此外，儒家伦理对于勤劳的规定也影响了东亚人的工作态度。日本人、韩国人都被认为是工作狂。 二 在经济组织也就是企业的层次上来探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一般的研究者都强调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美国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指出：“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集体历来占首位，个人服从集体，社会墨守成规是积极的价值观，人们依赖家庭和宗族关系。”（注：威廉·普法夫：《亚洲经济危机与西方价值观》，《洛杉矶时报》1997年12月1日，参见《东南亚金融危机评说》，第174页。）一项对美英法日韩的“亚欧美价值观调查”表明：“在东亚，‘个人’很少摆在前面，‘个人’同家族及企业是命运共同体，‘个人’对家族和企业有很强的归属意识。”“重视家族，这是亚洲价值观的一个特征。”（注：（日）福田优二：《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价值观》，《编译参考》1997年第8期第14页。 ）“韩国企业是一种军事化的巨大家庭组织。华人企业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注：《亚洲资本主义的三种特色》，法国《回声报》1997年10月31日，参见《东南亚金融危机评说》，第166页。）在日本，推崇团队精神， 员工对企业存在着长期的依赖关系，大多数企业都实行所谓的“终身雇佣制”，企业象一个家庭一样，保持着对员工多方面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