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0）02-0083-06 国内外的比较文化研究由来已久，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盛况空前。在文化比较中，二分法已成为一种常规之法，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定型（stereotypes）成双成对，不下数十种。 其中形成鲜明比照的既有十分抽象的哲学理念，也有非常具体的交际行为。诚如高一虹[1]所论证的，文化定型作为一种认知的心理过程，有其功用，也有其局限。论其功用，它使难以确定的种种现象简化、清晰化、有序化，有利于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论其局限，它容易使人以为群体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而对任何群体的“典型概括”又难免都是“过分概括”。我们认为，文化定型的一大局限还在于如果应用不当，它容易使人以静止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文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要密切注视新事物、新现象，进而抓住带有普遍性和趋势化的特征，向旧的、粗略的“定型”挑战，建立新的“定型”。有鉴于此，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几种发展趋向做些探索。 一、个体意识增强 个人本位（个人主义）和人伦本位（集体主义）是中西文化比较中最常见的文化定型。我们认为，这一对文化定型是打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比较的一把钥匙，而个体意识增强是打开中国文化动态走向的另一把钥匙。[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大大增强。改革以前，大多数人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唯有依靠集体，个人才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可在搞活经济的今天，小集体有时可以独立于大集体，个人也可以独立于小集体，自找“副业”，自找致富门路。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只能与某一机构发生固定不变的聚合关系，而是可以与众多社会机构形成散发性的经济联系。这样，以个体为中心，向多方辐射的新格局在不少地方、不少机构出现了。即便在原来机构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大都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上钩，如何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 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以前，中国人在人际往来中以情为重，不愿谈钱。现在不少人已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觉得礼尚往来很正常。以前提倡无私奉献，现在觉得按劳取酬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甚至觉得如果付出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那是个人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个体意识增强，传统的交际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例如： ——以前听到恭维话，受赞扬者十之八九要说些自谦的话；现在据有关调查表明，约有一半的人听到赞扬时说“谢谢”、“还行”或其他肯定的话。[3] ——以前请人帮忙心安理得，因为是互相帮忙；现在找人做事，如果不能马上“一报还一报”，非得送礼不可。 ——以前别人离婚，会觉得“反常”；现在给予更多的理解，比较尊重他人的个人选择。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人们似乎已接受了这么一种观念，即突出个体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二、向一元时间制快速转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Edward,T.Hall ）根据人们利用时间的不同方式，提出一元时间制（monochronic time systems）和多元时间制（polychronic time systems）两大系统。[4] 一元时间制讲究长计划，短安排，一次只做一件事，已定日程不轻易改变；而多元时间制没有严格的计划性，一次时间可做多件事，讲究水到渠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属多元时间制，当代中国文化似乎介于一元时间制与多元时间制之间。多元时间制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到处可见，如：不提前预约，随便串门，打乱别人的生活秩序；边工作边聊天；不断更改既定计划，一时一个样；买东西，你推我挤，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 这些行为并不一定都是有意使坏，而是长期以来养成的多元时间制的习惯，或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得已而为之。当个体意识较弱、群体意识特强时，人们还习惯于不管大事小事，都互相交流，以达成共识，然后统一行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办事风格从多元时间制向一元时间制转化的速度加快了，一个人一天该干什么似乎都有一定的计划，不愿意“节外生枝”打乱原有的计划；现在在大原则统一的情况下，人们更喜欢各显神通，避开事无巨细步调一致的做法。 如今的中国人似乎产生了一种避繁就简的心理，由“慢性子”变为“急性子”，大家都在抢时间、争速度、抓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所以人们更愿意花时间去实现个人价值（主要指经济方面），而不愿意花时间于不断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上。这种心理必然会反映到日常交际与生活方式上： ——以前遇见熟人可以谈上半小时；现在不少人已改掉闲谈习惯，只是点头示意匆匆而别。 ——以前不约而访，人们习以为常；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讨厌“不速之客”。 ——以前到别人家里作客，遇到主人请吃请喝，往往再三推辞，而后从命；现在不少人干脆得很，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再那么温文尔雅，客气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