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出现 时也势也 王朔一篇《我看金庸》，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一次文化论战，拥之倒之，判成壁垒，铺天盖地，一阵热闹，余音袅袅，至今未绝。有关金王之争，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本文不再理论。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还要不要批评？我们如何开展批评。 就在王朔“看”金庸之际，之前之后，中国的一些新闻出版传媒上，几乎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股“看”的热潮。“看”者，评也。然这回的评，这回的批评，据说已经“升级”：批评成了“批判”，评论成了“酷评”：“出版策划者和批评者无一例外地将‘枪口’对准了当今在文学界享有定评或在社会上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发出了一连串的“颇见锋芒的评论”。《中华读书报》的报道说：“被当成‘靶心’的作家……没有愤怒地排斥，也没有拍案而起。作家们很清楚，虽然书中有些语言过于尖刻，但其并非人身攻击，而确实只是在文化现象、创作研究等方面作出深层次的探讨。”我宁愿相信这真是“作家们”的表态，他们也应该表这么一个态。其实，批评是什么？当然不应是温吞水，不应是挠痒痒，不应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而应有明确的锋芒所向，有明确的“批判对象”和“靶心”——当然，这当然都是喻义上的，而不是像“文革”那样的“大批判”。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言指弊，直笔捉谬，诚心诚意地帮助作家，一起会诊，一起总结提高。这，正是批评家的任务，批评家的本职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不少时候，就应该是“酷评”，严肃的、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严酷的批评。但是，毋庸讳言，这些年，我们的批评有时在钙化，在糖化，在水分化，在软化、弱化、淡化乃至于淡出。批评，严肃的批评的声音日渐微弱，隔靴搔痒式的、歌功颂德式的、乱戴高帽式的、大送花篮（甚至花圈）式的批评，占据了我们的传媒。甜腻腻，软绵绵，让读者打不起精神，让被批评者打不起精神，让批评家本人打不起精神，让文学与文学评论统统打不起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酷评”的出现，时也势也。换言之，文学批评也应该“酷”他一把了。 “一不留神” 成了“痞评” 然“向度”有时候要有“限度”。真理向前迈一步两步，往往就走向反面，成了谬误。批评之酷，“一不留神”，就会近于“痞”，走向“痞”，成了“痞评”。不幸的是，我们似乎闻到了其中的膻腥。一本题为《无知者无畏》的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范本，其作者王朔先生从报上走到书中，从《我看金庸》进而《我看王朔》，从酷评走向“痞评”，从“痞子文学”（非贬义，引自王朔语）走向了“痞式批评”。 除却文化炒作外，我至今认为，《我看金庸》一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风问题，没好好看完“金”，就全面去“看金”，文风不实也；论金用“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之类的“批评语言”，华而不实，“哗而不实”也。这叫不叫“酷评”呢？或者说，“酷评”是不是必须如此这般“尖刻”（《中华读书报》消息语）呢？说实在话，这恐怕离人身攻击只有一步之遥了。这还仅是几个月前在报上读《我看金庸》时的隐忧，今天，再来看《无知者无畏》一书中的某些篇什，不无遗憾地看到：隐忧成了事实。在其中的《我看王朔》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P50， 页码为《无知者无畏》之页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下同） “逻辑思维能力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指王朔——引者注），如果有，也只有一点点，够冲一次马桶的，……”（P51） “王朔要再说那些北京话是他的独创，我第一个抽丫的。 ”（P53） “一个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P58） “留名百世在这个时代每个神经健全的人都当这是笑话，你不至于这么傻逼吧？”（P60） “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P61）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非常遗憾，我们看到了一种“另类批评”。照我看来，这不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也不是我们现在新命名的“酷评”，而是——我们不得不说：痞评。满口粗话脏话。认真地去分析，有些地方，决不亚于泼妇骂娘，泼皮骂街。说王朔“下流”。什么是下流？不用查字典，我们恐怕都会知道，下流便是龌龊卑鄙，便与无耻庶几近之。这不是人格污辱是什么，不是人身攻击是什么？说王朔的逻辑思维能力“够冲一次马桶的”，形象倒形象，只是他有意无意把作者王朔连同读者一起骂将进去了，如果真的就够冲一次马桶，何故还给读者写东西蒙读者？同样，骂王朔“不要脸”也实太过分，我不知道，什么国度，什么时候，有人在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中去这么骂人、泼口大骂的，去这么伤人、辱人、贬损人格的！至于王朔自己指名道姓骂王朔自己“傻逼”、“给丫关起来”、“抽丫的”，这纯粹就是一副流氓泼皮语言，尽管是在骂自己！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地印着，我真不敢想象它们出自一本文学批评为内容的随笔集，不敢相信这是出自被一部分人叫作“开严肃批评之风”的王朔之口！ 清洁文风 刻不容缓 王朔以小说名世。王朔的小说，在新时期脱颖而出，卓然成家，作出了一定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王朔因其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学形象，以及开风气之先的一种文学语言，受到广泛关注。他的小说中，痞子形象有时活灵活现，痞子语言有时充塞纸面，痞话、“京骂”、脏话、泼妇及泼皮骂街式的话语，有时让人爱不释手或不忍卒读。我们说，作为虚构文本小说的文学形象，尽可以大胆塑造，甚至毋宁说，越具个性越好，当然，只要情节需要，故事需要，塑造会说脏话的痞子，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同理，小说中的一定人物说说脏话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曰：恰到好处。问题在于：流风所及，竟成“时尚”！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报刊的新闻语言，报刊的大字标题，也痞味语言当道，竟“领风骚”好一段时日。这，自然而然受到严肃批评（不妨叫作“酷评”？）。而现在，王朔又将其移植到批评文章中，移植到文学批评中，我们说，实在让人担心；而且一些人对这种现象大送褒词，又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民间格言尚且说“有理不在高声”，鲁迅先生名言曰“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想，这样的道理没有过时！王朔在文学批评中胡骂乱骂、痞言成灾，比如骂别人“臭大粪”，骂自己“下流”，“丫的”“丫的”随口说，绝不是批评的福音，相反，只能降低批评的品位、分量、说服力、公信力、准确性、严肃性。这，同样连“幽默”的边也沾不上，连“口腔快感”（王朔语）的边也沾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