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7435 （2000）01—0005—05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问题始终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在社会转轨时期，文化问题就成为更加敏感、备受关注的课题。因为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建立什么样的文化的争论其实质是关于社会、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因此，文化哲学成为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热点。 百年中国文化哲学是围绕着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而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以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而为重建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内在的深层结构性规定；其讨论的焦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诠释和选择，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重建，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使文化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得以凸现，人们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所侧重，因此形成百年文化哲学发展的阶段性。 一、文化讨论的准备期，大体指新文化运动的前期 这个阶段争论的主题是东西文化的孰优孰劣。代表性的观点有两派：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其主要舆论阵地是《新青年》杂志；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其主要舆论阵地是《东方杂志》。 近代中国人是抱着“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进入新世纪的。然而，伴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政治上复辟活动，文化上尊孔读经的谬论也纷至沓来。这就迫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陈独秀在总结中国近代史时指出：自明朝中叶西洋文化开始输入中国后，中国文化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最先引起中国人觉悟的是学术觉悟；经过几次失败后，进而引起中国人的政治觉悟；经戊戌之变、辛亥之役后，现在应到伦理觉悟的时候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国民伦理之不觉悟，儒家的纲常名教没有破坏。所以当前的最大问题是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因此，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主张“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东西文化的优劣进行比较研究，表现出强烈的与西方文化的认同性。尽管这种比较研究今天看来还有许多缺憾，但是，他们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开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清除人们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输入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于完成中国的启蒙任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立论的根据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来”。“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他用“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来概括东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之“短”在于倡导科学，而科学的发达便引起竞争和冲突；而东方文明之“长”就在于只讲道德，不讲科学，追求一种恬淡和平的境界。所以，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3卷，第10号。）。 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统整”因西学输入而造成的“人心之迷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的局面，使中国固有之文明发扬光大。 可见，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使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抱着一种疑虑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们努力探索一种既能够采撷西方近代文明的甜桃而又能够抛弃其苦枝的途径。文化保守主义派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新青年派”尽管认同于西方文明，但还是认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从总体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这个阶段的争论尚无科学的思想做指导，所使用的概念尚缺乏统一的规定性，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还是抽象的、笼统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克服这些缺撼，成为下一个阶段文化讨论的重要内容；而对“第三种文明”的探索，导致后来“新青年派”的分化。 二、文化讨论的第一阶段，大体指五四运动后至20年代末 这个阶段明确提出了“文化哲学”的概念。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认为，梁氏讲的是“主观化的文化哲学”，这或许是“文化哲学”概念在中国的最早提出。这个阶段形成了文化讨论的三大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派，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这三大派的形成奠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在此后的文化哲学发展过程中，尽管三派互有高低，争论问题有所侧重，但三大派的模式没有改变。这个阶段讨论的主题，已经不是抽象地议论东西文明的优劣问题，而是以各自的文化哲学理论为指导，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哲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