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0）01-0036-08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学刊物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十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这与五四激进思潮有异，提倡最力者是颇有争议的胡适。一些人对此不无异议，其中既有西化派人物如吴稚晖，也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以及转向“革命文学”的新文化人。他们不是否定“整理国故”本身，而是反对宣传过头，评价过高。较有代表性的郭沫若认为，“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价，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221页，上海，光明书局，1934。 ）由于种种原因，“整理国故”长期遭到学术界的否定或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肯定“整理国故”校释、考辨古籍之功，但仍将之置诸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对其思想本质和客观作用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先贤们发表不同看法并不奇怪，但这种“批评”不能成为学术定论。事实上，郭沫若后来也长期潜心于“整理”先秦诸子，研究古代社会，本质上关怀着另一种“新文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不失为“整理国故”的佳作，其中蕴藏着“新文化”因素。本文不想赘述“整理国故”的具体细节，而主要探讨它与五四新文化的本质关联。 一 “整理国故”校注古籍，考辨史事，似乎沉迷故纸。顾颉刚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78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章太炎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落伍者，胡适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而“整理国故”似乎脱离五四，回到“晚清”。其实，就新文化的学术基础而言，晚清与五四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整理国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题。 代表晚清进步思想的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学术见解同异互见，思想关怀也有差异，但都体现了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具有否定文化专制的意义，也程度不同地关怀着文化创新。梁启超致力于“史界革命”，阐发先秦墨、法学说；谭嗣同融会儒学、墨学、佛学和西学，建立“仁学”体系；夏曾佑重视墨家；严复评点老庄，发掘其自由、民主思想……。他们的“国学”不是“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而是要构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派。国粹派也调和新旧，认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从而肯定了新文化与国学的相通性。他们既否定孔教和独尊儒学，又肯定孔子整理“六籍”之功，重视和阐扬非儒学派，犹如梁启超所谓“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乃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 这种学术精神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继承。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胡适一再强调学术研究需要存疑精神，甚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郑振铎说：“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徵不信……。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09—210页。）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进步学者，以实证为基础的“存疑”精神一脉相承。所谓“存疑”，当然不是盲从，也不是迷信学术文化正统，实质上包含着批判和创新精神。与此相关的“平等”观念同样重要。“整理国故”的力行者、“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说：“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各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也没有‘从’与‘弃’的需要。”（同上书，第221页。 ）这说明，存疑、平等精神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直得到倡导和贯彻。 “整理国故”直接孕育于五四之中，明显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首先，它是作为保守阵营的批判者、对立面而出现的。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了《国故》月刊，标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揭橥“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态度应该是：“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可见，“整理国故”是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而产生的，一开始就有别于旧式国学家，而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 “整理国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跨越了国粹主义的泥坑，而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引向深入。胡适等人的“国故”不限于精华或国粹，“整理”也不同于守旧者的“保存”、“昌明”。他强调：“‘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在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胡适：《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月刊》，第1卷，第1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