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00）02－0088－09 一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从近代以来对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一种历史性反应，它一方面充分褒扬认同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并对其缺陷做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有限度地接受异质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同时又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中国本位”的中西文化调和与互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格局中，它既与“唯古是尚”的极端顽固守旧的复古情绪区别开来，又与每一历史时期出现的相对激进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 百年一瞬，回首沧桑，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在具体观点或在思维模式上，都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基本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角度对其发展脉络做一番通盘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 诚然，“中体西用”论的雏形较早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此后讲“本末”、讲“道器”、讲“体用”，衍化虽多，终未脱离此思想格局，但其性质至张之洞《劝学篇》则骤然一变。前后相较，其骤变不是体现在文字表述或内容诠释上，而在于其策略重心那并不引人注目的微妙转移。 综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围绕着“中体西用”所提出的各项“羼以夷说”的经济、政治主张，固然有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的包装掩饰和“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信誓旦旦，但更是一种旨在突破顽固守旧派“夷夏之辨”迁腐观念、开通社会风气的新思想。这个“体用”范式的意图是一种革旧图新的权宜之计，为引进西学和实行变革寻求减少压力和规避风险的弹性与合法性，貌似强调中学之“体”，实质上却是突出西学之“用”。曾国藩的重要谋士赵烈文在秉命阅读《校邠庐抗议》书稿后，就予以总评：“全书精当处，皆在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1]可谓深得其中三昧。易言之， 早期“体用论”的重心与其说是守中学以卫道，毋宁说是采西学而开新。 与此恰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之洞感喟于“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的局面，“乃作《劝学篇》上、下以辟之”。在该书中，张之洞表面上是集“中体西用”论之大成，实际上却是入室操戈，发生了形同质异的变化。他为“中体西用”做了新的注释，“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倘若仅从其关于“变法”内容的论述上看，似乎并不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来得保守，但关键在于，“体用”的重心在这里已经被调换逆转，而明显偏向于维护专制政体的基础——“三纲四维”，亦即所谓“中体”，企图藉此来抵制与对抗新学冲击道统、民权挑战皇权、变革动摇秩序的社会思想危机。张之洞这一良苦用心，作为其幕僚的顽固派人士辜鸿铭心领神会，明确指出，“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2] 台湾学者殷海光更是深刻揭露，“在现实政治的考虑之下，他借《劝学篇》来实现两件事：一，弥缝日渐滋长的汉满之见。……二，他借‘正权’说，来阻抑日渐抬头的民权思想。合二与一，《劝学篇》隐然有巩固皇权及平抑革命的作用。他的中体西用说是在这种作用里烘托之下冒出来的。”[3] 张之洞这种经过重新加以阐释的“中体西用”论，以其“持论平正通达，不流于世俗之见”，不但承蒙光绪皇帝的钦可，而且得到众多士人的附和，遂广为流行，“举国以为至言”。于是，《劝学篇》这部既不同于守旧冬烘，更与维新志士迥然有异的“一代奇书”，在1898年的问世，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兴起的标志，并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 （二）晚清“国粹主义” 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显著表征，即是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主义”思潮的崛起，其精神领袖当首推章太炎。章氏针对晚清思想界“老生顽执益坚，新进驰益甚”[4]的二元对立格局， 独树一帜地提出“反本以言国粹”[5]的主张。一方面，在他看来， “国粹”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即所谓“国学”；那些忠经死节之类的糟粕，即所谓“君学”，是不在“国粹”之列的。他在《订孔》等文中，对孔子及孔学做过批评性分析，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时也指陈其学说的弱处和思想的局限，剥掉了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且，《国粹学报》在创办之初，就明确宣告，它并不是为了“与西来学术相对抗”[6]。 可见初建的“国粹主义”文化观并不一般地反对西学，相反地还认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7]，主张将国学与西学相互参验会通、相得益彰，正如他们所说， “世道衰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达变之士方议沟通释耶，合炉熔铸，岂犹谬袭成见，阻塞新机”。[8]， 甚至批评“主张体用主辅之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9] 这就使国粹派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与极端顽固守旧派乃至与张之洞“体用派”划清了界限。 另一方面，章太炎高扬“国粹”的大旗，意又在针贬“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一趋”的“一时风尚”。他曾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慷慨激昂地指斥道：“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10]正是基于这种忧虑，章太炎决心“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1]。为了说明提倡国学、弘扬国粹是唯一的救国之途，国粹派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西学，但强调西学不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具备施行的条件，所以“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弊焉。……语有云，桔逾淮则为枳。今日之欧化，枳之类也。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敝愈滋”[12]，并据此逆推，“欲求爱国，必自保存国粹始。”[13]这就使国粹派又将目光从崭新锃亮的西学转向了尘封的“故纸堆”，“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14]。对国粹派的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美国学者傅乐诗精辟指出：“国粹派学者与诗人象征了保守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对峙，因为国粹派为激进的文化革命的需求提供了非传统的、但却保守的出路。”[15]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