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20世纪末的大事。穗澳两地的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广阔的发展前景。长期以来，两地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为培育和发扬岭南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澳门回归后，穗澳两地的文化交流将更为频密。下面笔者试图就穗澳文化交流的历史与前景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同时，也希望能为穗澳文化交流研究提供引玉之砖。 一、穗澳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1.明清时期的两地文化交流某种程度上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自古以来，广州和澳门同属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两地人民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同，人口交流频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文关系。明清时期，广州和澳门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两地的文化交流亦日益频繁起来。由于澳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缘故，穗澳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首先是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由于澳门居民出海贸易的原因，澳门人崇拜神佛之风与广州人相同，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澳门居民热衷于顶礼膜拜刚兴建的妈祖阁庙。对这个供奉道教水神天妃娘娘（妈祖）的庙宇，广州的水上居民也是十分膜拜的。此外，清初澳门重修普济禅院（观音堂）时，广州的大汕和尚亦积极捐资重建禅院，使佛教在澳门更为流行。在漫长的岁月中，妈祖庙不仅是居澳中国人的精神寄托，而且它对西方人同样有很大的吸引力。《澳门纪事》中记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门，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祖’，葡人误认此庙之名为地名。”这是西方人对妈祖崇拜的认同，他们除了喜用中国海上女神这个名字称呼澳门这个港口外，还表现在许多西方画家以妈祖阁庙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中。除佛教外，西方的天主教对两地的影响甚大，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天主教耶酥会士来到澳门，并进入广州传教。他们在穗澳两地学习文化， 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汇。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以及后来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等一批耶酥会士先后经澳门入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翻译中国儒家著作在广州出版或经穗、澳两地寄回本国出版，使穗澳两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在新闻传播方面，澳门也对广州产生了影响。在1822～1838年间，葡萄牙人在澳门先后创办了《蜜蜂华报》、《澳门钞报》、《帝国澳门人》、《澳门政府公报》等报，虽是以葡萄牙文出版，但对广州报刊的萌生有促进作用。1832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于1839年迁往澳门，后又迁回广州。1838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请人翻译澳门出版的外文报纸，辑为《澳门月报》。再次，西方的建筑艺术和医学亦由澳门传入广州。在清代广州商馆区建设时，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欧式建筑物和教堂，成为清朝广东十三行商馆建筑的模仿式样。其建筑物特色为三层楼结构模式，独具西欧国家建筑风格。嘉庆十年（1805），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Reason），将西方国家种牛痘的痘苗运入澳门并加以宣传，他后来又在广州行商会馆设立牛痘局。从此，种牛痘防天花医术逐渐传播全国。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穗澳文化交流的特点是西方文化精粹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汇合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消化，共同提高。 2.清末及民国时期两地文化交流表现出人们要求变革创新的思想 清末及民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新思想、新文化与旧思想、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交锋，穗澳文化交流亦富有时代的特点，它反映了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变革创新的思想。这首先体现在新闻业上。甲午战争后广州封建顽固派势力较为强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来澳门与康广仁、何延光等人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当时该报对澳门居民影响很大，其发行量亦很大，畅销全国各地。孙中山先生曾于光绪十九年在澳门创办《镜海丛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该报既出葡文版又出中文版，为宣传鼓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重要作用。其次，这时期的教育交流亦十分密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州的岭南学堂迁到澳门。在岭南学堂影响下，澳门教育界纷纷将旧式学塾改为新式学堂。抗战时期，广州迁往澳门的中小学就达30余间，使澳门的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再次，这时期美术和戏剧交流在穗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年代初，以高剑父为首的新国画派提出了“艺术革命”、“折衷中外、融会古今”的主张，在现代中国画坛举起了革新的旗帜，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后人称他们为岭南画派。抗战期间，高剑父、关山月、方定人、杨善深、司徒奇等人从广州来澳门演讲或举办爱国画展，鼓动澳门人民的抗日情绪。澳门的爱国同胞也组织宣传队和剧团，来广州、中山等地演出《血洒卢沟桥》、《布袋队》等街头剧、话剧。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社会变革的良好愿望。 3.建国后，两地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交流体现了爱国统一战线的特点 建国后，尽管穗澳两地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广州和澳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两地人民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如1961年10月，澳门业余音乐曲艺团来广州作旅行演出，在人民戏院演出《旗开得胜》等传统曲目。同月，广州、澳门、汕头及佛山的音乐曲艺界人士聚会于广州红荔音乐厅，以艺会友，演出节目，粤剧界著名人士白驹荣、罗品超等也到场联欢。1960年1月，广东省粤剧团一团在白驹荣、 罗品超率领下到澳门演出了《林冲》、《荆轲》等近10个优秀剧目，受到了澳门各界人士热烈的赞赏。同年12月，广东曲艺杂技团在澳门进行了14场演出，观众达到1.6万多人。演出期间，场场满座，盛况空前。 50～60年代，港澳艺术家多次到广州举办书画、摄影展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57年4月， 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穗港澳摄影家作品展览”，展出200多幅作品，加强了三地摄影界的联系。改革开放后， 穗澳两地的文化交流显得更为密切，范围更为广泛。它涉及文学、粤剧、美术、舞蹈、摄影、宗教、教育、新闻、文物等多个领域。1980年、1981年，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团、广东民间艺术团先后到澳门演出。1990年广州举办’90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香港、澳门及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地20多个曲艺社团参加。粤剧节历时13天，观众达8.5 万多人次，这次盛会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