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看法，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然而，经济功能无疑只是文化社会功能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经济功能仍然从属于市场的目标、市场的价值和市场的功能，并未体现文化自身的相对独立的目标、价值和功能。如果人们承认经济的目标仅仅是健全社会众多目标之中的一个目标（尽管可能是一个较重要的目标），经济领域只是健全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尽管可能是一个较重要的领域），那么文化的社会功能便不仅仅局限于其服务经济方面的功能，而是必然还应具有更重要的内容。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文化的社会目标与经济、政治的社会目标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对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作一明确的区分。按照帕森斯的观点，所谓社会或社会体系可从三个特征予以界说：（1）两个以上行为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 各单位的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相互依存；（2）在他们的行动中， 他们会考虑他方可能如何行动；（3）有时，他们为追求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 因此，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社会体系是一种范围很广的体系。根据帕森斯的习惯用法，经济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或一个次体系。“即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系统都有经济方面，但我们所想象的经济也不是一个集体。在其‘延伸’的意义上，经济是完整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注：〔美〕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社会体系还包括其他部分、方面或次体系。因此，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可定义为一个社会体系，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次）体系或领域，而且还有与市场经济直接地或间接地发生相互作用的（次）体系或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次）体系或领域与文化（次）体系或领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虽然互相贯通，但各自又有不同的特点、活动规律、价值取向或目标和功能。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三个领域各自按其目标发挥功能，乃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也正因如此，只有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诸次体系的各自特点、活动规律、价值取向或目标和功能作一清楚的辨析，我们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除了经济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除了服务于经济目标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指出：争取最大效用或为满足愿望而使用全部手段以争取最大经济价值就规定了经济系统的目标。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是“生产”，“生产的概念限定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经济的目标定向。就其满足需要而言，生产是生产效用的，或者生产商品和服务。财富被定为这种商品和服务在一定时间内累加的经济价值。收入的定义则是单位时间内对这些价值的支配情况。”（注：〔美〕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第19—20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系统，当然也以争取最大经济效用或经济价值为目标。市场是一种物品的买主和卖主相互作用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是经济效率或利润。正如骑驴的人用胡萝卜和大棒来驱使驴子前进一样，市场经济用利润和亏损来解决经济（次）系统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 与市场经济社会体系中的经济（次）体系不同，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是“权力”。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许多政治学家就已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体系总是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和权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毫无疑问，权威和统治的存在至少是政治社团的一个方面；伊斯顿谈到了政治体系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谈到了“严酷的剥夺”，达尔则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的强制力量是贯穿政治体系活动的主线；列宁则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注：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0页。）。所有这些看法都包含了政治体系存在一种实行惩罚、强迫和强制的合法权力的意思。一个政治体系是与合法的强制相关联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体系仅仅同强制力量、同暴力或强迫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许多政治学家，都把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归结为政治的一个特性。政治体系的强制性的特征与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职责之间，虽然互相区别，但又是互相联系的，即合法的强制力量乃是政治体系有能力履行“公共”职责的重要前提条件。尽管政治体系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其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又有可能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在市场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作为一种公共机构“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之职能显得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诸如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无法使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内在化，自身似乎有一种无法自制的日趋垄断的趋向，无法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等等。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文化（次）体系也有其自身独特的核心目标和功能，诚然，文化（次）体系具有服务于经济（次）体系和政治（次）体系的功能，并与后两个（次）体系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文化（次）体系的核心目标和功能无疑在于培养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为整个市场经济社会创造意义的世界。丹尼尔·贝尔指出，“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和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7页。 ）由某种价值准则出发，从意义上支持某些活动、否定某些活动，给人类活动以规范，这是文化体系的功能。文化体系不仅是人们应付环境的产物，而且也包含着人们摆脱肉体和自然限制的超越价值。文化体系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将人类基本生存状态作为自身的最高关注对象并建构人类的基本价值；把提升人类精神境界、润泽人的心灵作为其最终目的；克服社会活动的自发性、盲目性，限制社会出于狭隘功利目的对人的损害，从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培养个体对人类存在和发展所应负的义务和责任感，超越于单纯的、具体的、分散的功利追求之上。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次）体系在呼唤人文精神、自由和美的同时，努力发出根植于人生信念和价值的呐喊，从而使自身名副其实地成为一股批判性的力量。正因如此，文化领域所创造的精神、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存在直接的同一性，前者所展示的东西必定具有超越性，文化领域只有在其超越性中才会获得它自身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