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西域不乏研究，尤其是语言、人种、宗教等方面的考证性研究，颇有深度。可是也应该看到，相当一部分研究的视角，似跳不出就事论事的框框。笔者写作此文，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探讨文化兴衰与民族命运、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希望引起对建设中华文化的更大关注。 一、西域文化的三大变异 西域文化所经历的三大巨变，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三大变异之一是当地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伊兰语族全面演变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二是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大都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之三是原多种宗教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单一的穆斯林民族了。前两种文化变异即一般所称突厥化。其实，突厥游牧文化也大量变为定居农业文化或半农半牧的物质文化，所以精确地说，并不是单向的突厥化，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文化变异；而后者确是单向伊斯兰化的文化变异。要探讨这三大变异，首先需要弄清西域活动的主要古代民族究竟属于什么人种、什么语系、什么宗教信仰。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古代原西域民族为塞（萨迦）人，属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系东伊兰语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如日本羽田亨先生，强调古代布满各类萨迦人的西域“是伊兰人的根据地”。（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在国内，有关代表性著作如《塞种史研究》一书，根据中外文史料及考古材料，详细考证了塞人的分布与族属。结论是：“《汉书·西域传》所见塞人，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所见萨迦（Sakā）人，主要包括Asii,C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或部族。他们先后主要活动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希腊人称之为伊塞顿，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后被波斯人称为萨迦。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亦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耳干纳，一支进入巴克特利亚……。”该书认为，Asii等四部塞人，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注：参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绪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维吾尔研究》一书也认为：“自西域住民日常用语研究之结果，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以龟兹（今库车）或焉耆（今哈喇沙尔）为中心，通行一种所谓吐火罗语；第二种，以于阗（今和田）为中心，行一种所谓和阗语，或称东方伊兰语；第三种，通行西域各处，所谓索格底语，而此三种语言之性质，实属于印度欧罗巴族系，……乃属判然之事实。古代西域之住民系属于高加索种亦即所谓白种人之伊兰种人。现代人类学者就其体质调查，结果亦甚为一致。”并认为汉初，月氏、乌孙，亦为白种人。（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508-509页。） 笔者的看法，虽也无法否认上述说法所反映的主流现象，但认为需要指出：古代匈奴、塞种等不同人种的游牧民在丝绸之路上曾频繁迁徙和争战，因而不可能不发生印欧语系的欧罗巴人种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蒙古人种之间的文化渗透与混血。所以，精确地说，西域古代当地民族主流是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但当时已有一些蒙古人种及突厥语成分的渗透现象。前苏联著名考古学者伯恩斯坦根据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的早期著作，结合塞人古墓考古实况，认定在“纪元开初，尤其是纪元后几世纪”，西域一带虽然“塞人为数众多”，但“从他们所提供的种族名称，我们就有这种感觉，其中除有伊朗语族的名称之外，还有突厥成分，不过前者显然属于多数”，同时指出“吉尔吉斯和东哈萨克斯坦的萨迦人明显地具有蒙古人种成分”。（注：[苏]伯恩斯坦：《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转引自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58页）笔者认为，这种文化渗透现象的存在，比较符合地处丝绸之路中枢地带的西域的实际，也是后来西域人种和语言文化变异方向产生的基础。也应指出，从法显西行所见“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但“回回胡语不同”的记载看，除印欧语外，应尚存在其他“不同”的胡语，笔者主张，似应指阿尔泰突厥语和汉藏语。因为据记载，今新疆地区古代还应有部分操汉藏语系原始藏语的民族。不过，这一地区古代大多为操印欧语民族，似无法否认。 然而，曾几何时，中亚两河流域的居民，除了处于山区的塔吉克族尚保留了印欧语和欧罗巴伊兰人种以外，其他原布满中亚两河流域、天山以北、塔里木盆地等广大地域的原居民竟完全异化了，西域几乎成了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的一统天下，除了封闭在山区的塔吉克族，这里的现代主体民族——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哈萨克、维吾尔等族全为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民族，这真称得上是一幅奇特文化巨变的画面。 另外，西域在前伊斯兰时期，原是五色缤纷的多种宗教交相活跃的舞台，其宗教文化多元的状况也是与其地处东西交通中枢地带的实际相吻合的。塞种人早期的宗教信仰为萨满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尤其后者在西域广为流传。羽田亨认为：“伊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实际上首先是在大夏传播的。”（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第13页。）据史实记载，以后进入中亚的突厥语族各族也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梁书·滑国传》也记
哒“事天神，火神”。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从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至迟在公元初年应已传入中亚。因为公元前58年即位的迦腻色迦一世是崇佛的，他的贵霜王朝当时已统治花剌子模等中亚地区。贵霜诸王的钱币上，“除了佛教以外，他们在钱币上还有印度其他诸神和女神以及伊朗和希腊、罗马的神祠”。（注：[印]纳拉因：《贵霜王朝初探》，《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而佛教传入今新疆地域内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注：《高僧传》称“朱士行，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十五卷”（《高僧传初集》卷4，转引自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481页）。）佛教在贵霜王朝、西辽时期及回鹘地区均曾盛极一时，至今留下无数寺院古迹。《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载“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胡为佛书”。回鹘信佛教直到明代方才“有绝灭之势”。（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489页。）摩尼教也曾盛行于西域。其传播于中亚的时间，我们认为大约为3世纪。（注：因为有记载说摩尼先使沙布尔一世（242-272）之弟卑路斯信该教，然后取得沙布尔信任，在其即位的加冕仪式上宣教。又据摩尼在世时派马尔·阿莫到呼罗珊等中亚地区传教,而摩尼是公元277年2月死的。另据阿莫在安息王子陪同下传教的残片，也证实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Mary Boyce,A Reader Mamicheam Middle & Persian and parthian,Leiden1975,pp·2、41、42）。）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新疆天山南路则较晚，“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前后”。（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第13页。）基督教及其支派景教，在公元5世纪便传入了西域的两河流域一带，国外东方学者们提到较早传入景教的地方有撒玛尔罕、马鲁和哈烈等。（注：如伯希和明确指出：“其实根据载籍，5世纪初年时，只有马鲁同哈烈有聂斯脱里派的主教区”（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0页）。沙畹、巴托尔德、羽田亨等均认为5世纪除妫水北岸、康居等地外，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已有基督教景派（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9页，及羽田亨、巴托尔德前引书中多有涉及）。）后来的维吾尔族以及进入过中亚的乃蛮、克烈等族均信仰过景教，这已被考古资料及史籍记载所证实。（注：张星烺认为：“元时畏兀儿人有信聂斯脱里派基督教者，亦有信摩尼教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页）。蒙古人信仰景教的情况，在多桑、卢不鲁克、志费尼、伯希和等人著作中多有报导，不再多引。）可见，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历史上一向是各种宗教争相辉映的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