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81/2883，G033[文献标识码]A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崛于长城以北的东北民族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北民族在中国北半部建立区域性政权（北朝、辽、金）和在全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元、清）的时间长达七百五十年，不少于这段历史进程的二分之一。塞北地区诸民族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些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有些什么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这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的问题。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部复杂关系表现形态的总和。东北民族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正如《辽史》所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史》卷二十《营卫志》）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东北民族文化兼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特点，而以游猎文化为基本形态。其文化模式的开放性、流动性，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保守性有着明显的差别。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它们的文化形态质实贞刚，注重实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多元互补历史格局增加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北民族文化的具体形态，内涵十分丰富。这里仅就其伦理道德、婚葬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几个方面概括地加以阐述。

      东北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东北民族的精神文化中是一个特点突出的领域。正如前人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社会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大量事实生动地证明，东北地区民族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与他们的经济生活、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貊族系的扶余，在当时的东北夷当中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物质生活比较优裕，因而他们的文明程度也较高。史称这个民族“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后汉书·东夷传》）使中原人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甚至发出“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的感叹。在谈到这个民族道德观念的时候，《三国志》即称扶余人“性强勇，谨厚，不寇抄”，不以用武力抢夺邻近民族的财物为荣，说明扶余人已经进入可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境界。高句丽人的生存环境则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以为居”（《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由于“土田薄瘠”、物资匮乏，这个民族逐渐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美德。东胡族系的乌桓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生活条件比较严峻，并且保留着母系氏族制的某些痕迹，因而乌桓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王沈《魏书》又称：“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父兄与母亲不能受到同等对待，说明在乌桓人当中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这与社会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在契丹人的道德观念中，“以怯懦为耻，勇敢为荣”则成为这个民族不可动摇的信条。契丹是一个游牧、狩猎民族，大无畏的气概在与自然、与野兽、与敌人的搏斗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是民族精神的鲜明体现。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就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典型代表，史称其“生而拓落多智，与众不群。及壮，雄健勇武，有胆略。好骑射，铁厚一寸，射而洞之。所寝至夜曾有光，左右莫不惊怪。部落惮其雄勇，莫不畏而服之。”（《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阿保机“雄健勇武”的特性，成为契丹各部推崇畏服的首要条件。契丹建国初期，战事频仍，阿保机的开国功臣萧敌鲁、阿古只、耶律斜涅赤、老古等也都以勇猛善战著称。比如阿古只，史书即称其“骁勇善射，临敌敢前，每射甲楯辄洞贯”（《辽史》卷七十三《阿古只传》）。“以勇敢为荣”的民族精神，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有不

      少反映。比如宋人叶隆礼所著《契丹国志》，在谈到“国土风俗”的时候就指出：契丹“有七十二部落，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千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日，向阳食；夏日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所谓“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云云，当含有宋人的某些民族偏见。实际上在礼仪方面不讲究繁文缛节的情况，是由契丹民族简单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经济状况，带来了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带来了民族之间在认知事物方面各不相同的价值观。正如《辽史·礼志》所指出的“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刺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契丹民族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普遍存在敬老风尚。长者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他们是民族文化的最理想的传承者。契丹人敬老的习惯由来已久。比如上面引文提到的部落联盟选汗的古老礼仪——柴册仪举行时，八部耆老和后族老者即发挥了重大作用。仪式举行时选择吉日，选九人与皇帝一起进入十顶庐帐，由契丹大臣“捉认天子”，“八部之叟”引天子拜日，“外戚之老者”为天子驾车。后来这一仪式虽有所增饰，基本内容却无大的变化。辽朝建国以后，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儒家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也逐渐为契丹人所接受。早在契丹建国初期，上层贵族就很重视孝道，史载神册四年（919年）九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与乌古部作战时，“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辽史·太祖本纪》）辽圣宗耶律隆绪经常向皇太后请安，从不违背其意，“可谓至孝”。辽圣宗在继位后的当年即统和元年（983年）十一月还降诏书提出“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辽史·圣宗本纪》）因而辽人张俭《圣宗皇帝哀册》中称颂其“行孝治于天下，布惠化于人间”（《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孝道，各级官吏和普通百姓也上行下效，使孝道成为所谓“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全辽文》卷六）的“五德”之一。肃慎族系的渤海人建立的渤海政权，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儒家学说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在渤海也受到普遍重视。从1949年在吉林省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