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研究和探讨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经济学，离不开对当代世界文化经济的发展态势的考察，也离不开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现实的估价。重新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理论，对现实的具调生如此彻底的变异，实属罕见，而且其变异方向又没有像中国古代其他边疆民族那样，大多深受汉文化辐射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西域所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的中枢地带是一个无法封闭的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进行交融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和游牧民族长期进行争夺之地。特别是中国北方蒙古人种－突厥系民族以西域绿洲农耕区为目标的西向运动，其时间之长，活动地域覆盖面之广，是促使西域发生突厥化方向巨大文化变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由于其游牧经济的特征，向农耕经济文化区的运动，基本上是两大方向：一是南向进入中原，如匈奴、鲜卑、漠南蒙古等等，无论是和平迁徙还是争战、立国，南向运动的结果，除少数参与形成了土族、裕固族、东乡族等等新民族外，多数都融合、同化于汉族，其文化变异则多表现为接受汉文化，或为汉文化所涵化。北方民族另一个移动方向则是以西域绿洲农耕贸易区为目标的西向运动，如北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西域文化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异就是与这一长达十几个世纪的突厥系民族的西向大规模活动分不开的，绝不是短时期内完成的。所以，其文化变异之深度也非同一般。隋唐时代实际只是突厥文化在西域较大规模渗透的初期。（注：根据《大唐西域记》屈支国（龟兹）条、阿耆尼国（焉耆）条均记载，当地土著“服饰锦褐，断发巾帽”；《旧唐书·西戎传》也载，“男女皆剪发”和《隋书·西域传》：“丈夫剪发”。当时，西域居民仍完全遵伊兰民族习俗而“断发”，只不过“其王”按突厥习俗“索发”。可见，隋唐时代西域伊兰民族的习俗文化没有变异。）虽然，自从6世纪突厥人出现在中亚后，人们就用“Turan”一字来表示“突厥斯坦”，也就是说“突厥人的国家”，（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却根本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在东、西突厥汗国时就完成了。因为当时虽有不少突厥游牧人的迁入，但他们到绿洲地区从事农业的还很少，因而不可能与那里原有的定居民融合，使之突厥化，而在今新疆地区，突厥语系的回鹘族则尚未大批迁入，回鹘西迁主要在9世纪。 我们认为，西域突厥化的文化变异总体加速至少是在11世纪以后，而大规模的突厥化质变及最终实现则是在13-15世纪。（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59页。巴托尔德认为，9-10世纪时，“这个时代，突厥语还未流行到土著居民中间，看来阿拉伯人往往把伊朗土著的语言看作是突厥语的做法是错误的”。） 公元1040年，塞尔柱克王朝及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花剌子模沙的王朝都是突厥人统治的王朝。它们对于中亚的突厥化起了加速的作用。但巴托尔德自己也说：“八喇沙衮是粟特人所修建的诸城市之一，那里的‘突厥化’在马木特·喀什噶尔（指《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笔者）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居民和伊斯费遮普、塔拉斯和八喇沙衮的居民是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84页。）《突厥语大辞典》是11世纪70年代的著作，另外，该书中还说到突厥塞尔柱时期还存在非纯突厥的考伊族，（注：马木特·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卷1，第30页。）这些文化现象要完全异变，则即使再过两代人，也未必能完全突厥化。我们认为，突厥化的标志之一需要游牧方式的突厥人，与当地伊兰定居民通婚、融合；标志之二是定居农业文化向游牧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并形成新民族。13世纪蒙古大风暴时代，终于促进了突厥化这一文化变异的质的飞跃。14世纪基本占据中亚地域的帖木儿帝国已是明显的突厥化国家，而15世纪则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天山吉尔吉斯等现代穆斯林民族均先后大致形成了。（注：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有关各章民族形成部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这时期由于蒙古入侵的时代大动荡，不仅强大的统治者蒙古人，而且蒙古军队将大批中国北方突厥语系民族带入西域，如当时吉利吉思、乃蛮、克烈等附属军都属突厥语系或突厥化很深的，其人数远远胜过蒙古人。而且因为蒙古国横跨欧亚，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也才使中国北方突厥语系各族与直至钦察草原的大量突厥人及原中亚居民发生了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或西匈语支的各种新民族。中外历史上大动乱时代形成民族大融合之例数见不鲜。这也应该是西域民族不仅语言突厥化，而且人种变为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仅仅凭压倒多数的人口，是不可能同化其他民族的，哪怕是庞大的落后民族，也往往会被数量极少的先进民族消灭或同化。西域的突厥化还因为当时突厥文化也有其优势，一方面，它与商业经济结合，使其文明与先进性超过了当时的伊兰文化。其语言也具有易接受的竞争性。另外，游牧文化的开放性，也使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接受伊兰农耕文化，从而完成了有双向异变内容的“突厥化”。德国东方学家诺尔克德曾宣称“突厥人是起到敌视文化的作用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同意巴托尔德所说，突厥语系民族建立的花剌子模提供了文明达到特别高程度的国家的例子，其“城市生活的巨大发展和甚至耕地面积的扩大，特别是在花剌子模西南部”。根据其他资料，花剌子模已经发展了当时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商业文化，“花剌子模的商人比以前更广泛地到中亚各地旅行”。（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47-148页。）另据突厥文中“萨尔特”一词词义，“那时，萨尔特一词并不是某种民族的名词，是指商人而言，且系指突厥族的一切商人而言。……为历代人对富人、文明人、商人及伊斯兰教徒之称”。（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6-7页。）即突厥人当时被看作“文明人”，其文化也显然因商业经济而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西域文化也伴随着古代突厥语族游牧民接受定居民影响而发生了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大变迁。如中亚北方游牧突厥人成为花剌子模定居民族及游牧民族回鹘转为定居务农民族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也体现了农耕文化在当时的一定先进性。并且，突厥语言文字在西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变异，也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过程，看来也有突厥语内在的优势。众所周知，中亚的历史在公元1世纪前，是与西方的希腊、波斯分不开的，特别是波斯文化与突厥文化在中亚的竞争直到伊斯兰时代还不分胜负。“波斯语的唯一对手是突厥语，波斯语和这一对手的竞争对波斯语来说常常是不利的”。因为突厥人长期活动在西域，语言与伊兰民族日益交融而接近。（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44页。）突厥语占统治地位的过程，除了依靠其绝对多数的移民人口，还有其能胜过波斯语的内因以及与伊朗语相近的有利条件，再加上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等多种因素，从而促进了当地语言文化的变异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