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1-0063-06 中国第三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研讨会于1999年11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的学者、专家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跨文化交流——文化身份与文化调适。与会者分别来自外语教学、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及跨国企业文化研究等领域。这样的盛会在深圳这个由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工商与科技文明相遇而融合形成的交汇点上举行，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既是人类各种文化交锋和演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现代意识形态对抗、冲突缓解和重新定位的时期，那么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对立统一共存的时期。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强势和弱势文化不可避免的相遇中，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两个同时并存的趋势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这两种趋势的形成及其矛盾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如何调适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问题都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会议通过有益的争论与探讨凸显了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所带来的挑战和祈望，同时注意到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的全球化趋势中所遇到的调适与创新的问题。 一、全球化与多元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当今世界最富于争论性的话题之一。西方左翼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高峰，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化中谋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争取尽可能保持平衡的多元化格局。关于多元文化的争论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多元文化的通约性或最低共同点则是问题的核心。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基调演讲中从正面触及到这个问题：她承认即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只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尺度表达式，因为己之所欲，可能是他人之不欲，反之亦然。那么，文化的多元性是否必然陷入令人悲观的混乱状态呢？乐教授阐述了多元文化的合理限度以及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她认为，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带来更多的机会，以促进各种文化的发展，而真正有前途的多元文化则必然处于开放的态势。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倾向于认为解决矛盾的方法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他将全球化分为7个不同的领域和层次：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集体无意识。其中，全球化的实现难度渐次递增，而文化多元化和本土化的理据亦渐次递增。他最后推定“和合哲学”的思想作为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指导原则，并以“美羹”、“靓汤”的调制做比喻。不过，也有与会者认为中国文化中讲争斗、难妥协的一面亦需引起警觉，“斗争哲学”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当不致让人健忘。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以更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他呼吁儒学研究走出历史还原主义的困境，摆脱民族主义观念的狭限，同时又要放弃以东方普遍性替代西方普遍性的整体置换术。东方与西方在全球化中将形成汇合、交融和互渗的关系。 强势文化社团对弱势文化社团实施控制的问题，以及弱势文化社团对自己文化身份加以捍卫的必要性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争论话题。依笔者之见，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强势文化社团和弱势文化社团之间的不平等，就对弱势文化社团向外来文化开放学习持保留态度。如果强势文化社团因走向封闭而激化文化冲突，对它自身来说这是步入衰落的警示，对于弱势文化社团而言，必须勇于回应挑战，而不能视其为自我封闭的理由。人类学家波阿斯(Franz Boaz)曾对欧亚文化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作过这样的评论：“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一社会是否有机会向相邻社会的经验进行学习，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社会的种种发现向其他社会传播，其间的接触愈广泛，学习的机会愈大。总的来看，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封闭的时间很长，因而未能从相邻社会的文化成就中获益。”[1] 二、中国文化的变迁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长胡文仲教授一直呼吁对亚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加以重视，藉此弥补中西文化比较时得出的过于笼统的结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潮流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林大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文化的若干变化趋势，如个体意识增强，向一元时间制（按日程表办事）快速转化、由高环境（依赖默契的交际）向低环境（依赖明确说明的交际）交际靠拢，留恋“热心肠”（榜样的力量），期待“铁手腕”（法律的力量）等。无独有偶，深圳大学王晓华和游建西正好就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题材做了较深入的研究。王晓华运用实地调查资料研究了深圳新移民合法身份的获得对心理归属的影响。结论发现，移民心理的认同与法律身份并不完全一致，在地域移民群体中，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法律身份的不到15%。可见，中国人在地域迁徙中对新地方的心理认同与法律身份的获得并不一致，至少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能趋于一致。游建西探讨了清末明初基督新教传入贵州时苗族社区和汉族社区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以绅士阶层为主体的汉族主流文化抵制和反对基督教，苗族社区接受基督教的历史事实至少使我们概括中国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时多一分谨慎、多一个疑问。 这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力量主要来自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化界、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它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拓展区域，也是中国人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出发点或参照系。以外语教学和研究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随时注意吸纳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才能获得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准确认识与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