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塑行政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比起政治、经济等更富有普遍性、继承性和延续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广泛的作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社会文化的教化，影响每个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制约着每个人在现实中的行为选择。”（注：许文惠、张成福、孙柏瑛：《行政决策学》，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并存着三个不同的权力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 行政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如何重塑行政文化，如何发掘行政文化的特殊力量，已经成为行政管理领域必须思考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行政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如下四种主要功能（注：孙彤、许玉林：《组织行为管理学》，363～364页，红旗出版社，1996。）：1.导向功能。行政文化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行政目标的确立；同时，行政文化还能使行政人员、行政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导到一个共同的目标。2.约束功能。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借助其微妙的作用，以看不见的形式操纵着行政组织的活动，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3.整合功能。行政人员坚守的价值观和信念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当一个新的成员加入这个整体时，通过耳濡目染，就会自觉地接受行政组织的宗旨和信念，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所同化，从而自然而然地融合到行政组织中。4.衍射功能。重塑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人员与外界的交往，把优良作风、良好的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由此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体系的思维模式、目标导向、约束机制和整合衍射工具，在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统摄”的作用。 如果说行政文化的功能揭示的道理是必须通过改造、重组和重塑行政文化来保证其功能的实现，那么“文化堕距”问题则说明了重塑行政文化的客观必然性。“文化堕距”（Culture Lag）也叫文化失调， 由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其意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进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和错位，由此产生各种问题。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两者不同步，于是就产生差距。”（注：郑杭生：《社会学概念新编》，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注：郑杭生：《社会学概念新编》，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我国现阶段正处于重大的改革、变迁之中，“文化堕距”现象普遍存在，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尤为突出。建国以来，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了六次，都未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其中固然有体制不顺、职能不畅的原因，而在更深层次却是“文化堕距”在作祟。行政机构改革中“转变观念难”（注：吕政：《对精简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再认识》，《理论前沿》，10页，1999（2）。 ）已成为最大的问题。其表现为基于利益和权力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77页，1999（1）。）因此，从目前而言， 行政改革、机构精简“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注：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新视野》，37页，1999（1）。）。从行政人员的价值观，从行政文化着手， 重塑行政文化，既是推动第七次行政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注：罗干：《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1998年3月6日在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目标的需要，也是巩固改革成果，避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的必然要求。 这里要涉及到行政文化的社会化过程。行政文化的社会化指在一个行政体系内对行政文化及其影响下的行政行为模式的学习掌握和普及传播过程，是行政个体逐渐学会行政业务知识、掌握行政工作技能、建立行政认知情感、形成特定行为模式的过程。行政文化社会化的第一过程是行政个体学习行政文化的过程。行政个体把行政文化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通过对行政文化的学习，才能获得归属感，取得行政体系的“组织认同”，从而积极、顺利地投入到公共行政活动中去。行政文化社会化的第二过程是行政文化的教育与传播过程。政府主导行政文化向个体行政文化运动，从而实现行政文化的一致性。因此，在重塑行政文化的过程中，政府能够根据行政个体对行政体系的依赖性和利益的一致性，在行政文化社会化的两个过程中，实现行政文化的倡导、改善和重塑。 二、重塑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重塑行政文化是一个系统、渐进的工程。从目前而言，重塑行政文化需要优化社会心理，对“行政人”的界定及其价值观的定位和推动行政文化的现代化。 （一）优化社会心理，调整价值评价体系 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事件所做出的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心理反应和心理特征”（注：许文惠、张成福、孙柏瑛：《行政决策学》，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具有情感性、互动性和弥散性的特征。它既是行政管理活动所必须面对的公众要素，同时，由于行政人员本身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心理本身也影响、制约着行政文化。 “暴发户”效应与“官本位”传统导致社会心理失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度使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暴发户”，然而部分“暴发户”并没有响应“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而是在倡导不良的社会风气：鱼翅席、黄金宴等大肆挥霍浪费，黄、赌、毒等目无法纪。在部分国民素质不高、辨别力低、免疫力差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心理的互动性和弥散性，社会心理开始失衡。与此同时，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传统使得“官本位”成就取向的价值观在社会上仍占主导地位，在腐糜之风的影响下，“当官为发财”、“钱权交易”等思想抬头，加剧了社会心理的失衡。 由于社会心理的互动性和弥散性，社会心理的失衡逐渐扩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部分行政人员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实际的需要满足与期望的需要满足之间的差距”，或者是“自己的需要满足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的感觉”（注：许文惠、张成福：《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在相对剥夺感的压力和失衡的社会心理的驱使下，部分行政人员出于实现“人生价值”或贪图享乐，萌生了腐败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