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科技理性为依托的当代工业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还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力量的话，那么本世纪下半叶始，随着环境、生态、能源、资源等问题的全面引发，则凸显了其消极、否定的一面。而当代工业文明正是在这正、反两种力量的胶着、对抗中艰难地前行着。不过，这两种力量的对比终究是有一个平衡的支点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文明就进入了一个准静止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境地也许就是国外所说的“增长的极限”与“科学的终结”的真实背景，而它同时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文明所无法逾越的一种限度。 当然，一个文明有了限度，并不表明这个文明就因此而消亡，相反，从它自身来看，它似乎一直在积极运营着，但从历史的全程上来看，它却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这一点，在我们经历过的农业文明，尤其是古中国的历史，便看得很清楚。现在，既然我们的工业文明也开始触及到了这个限度，如果它不想在这个无谓的循环中耗尽自己的活力的话，那么就涉及到一个越限的问题，而这只有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中才可能解决。于是，创造一个新文明，建设人类新家园，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界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从世界范围上来看，对这个挑战的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如贝尔的“后工业文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文明”以及梅棹忠夫的“信息社会的文明”就是其典型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一股蓬勃创新的势头，其中衍化出来的多种思路，对我们建构新世纪文明，不无参考价值。 一种思路便是从信息社会文明到知识经济文明。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有其相关的主导产业，农业文明是农耕、畜牧，工业文明是机器工业生产，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则飙升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因此，未来的新世纪文明理应是信息社会文明。但是主张这种文明有一个不小的缺憾，即它在一定意义上回避了环境、生态等当代文明的现实性危机，不仅如此，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深化，它自身还带来了新的危机，如计算机病毒、千年虫。因此后来人们渐渐认为新的文明应是涵盖所有高新技术的文明，不仅包括信息技术，还包括对文明危机施行疗救的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这样信息社会文明就逐渐过渡到以提倡人的知识与智慧为依托，以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为动力的知识经济文明，这一新型文明上去了。 另一种思路则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这种观点无疑是从对当代文明的现实性危机直接施行疗救入手的，它看到了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强调改善人对自然的单纯索取与征服的关系，在净化环境、维护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绿色产业，走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按这一发展思路，固然恢复了人对自然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却又是通过人类对自身伟力——科学与工业的抑制而换取的，所以生态文明又可以称之为一种限制性的文明，而“可持续”这三个字也真道尽了人面对自然那种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复杂心态。 还有一种思路则是认为人类第三个文明时代须依赖于“第二种科学”的诞生。这种观点认为农业文明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而工业文明则由培根、笛卡尔等人所酝酿的“第一种科学”——传统科学所引发，而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以非线性科学、系统科学、广义生态学等为代表的“第二种科学”构成了对传统科学观的冲击，它们的发展壮大、孕育成形，相应地使人类新文明因子应运而生。这种思路，无疑看到了文明与科学的内在关联，看到了对应于一个新的文明亦必有一新的科学方法的产生，但是这种观点却又认为我们对未来的文明是不可说的，因为未来的科学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这就陷入了片面的科学决定论中，毕竟科学本身并非是一个完全脱离人类社会实践、生活需要的自足的系统。相反，正是人类现实的困境和对未来的理想筹划，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立足于历史与未来的延伸点上，一个大致的科学远景是可以勾勒的，同样基于此，文明亦是可以前瞻的。 这几种思路无疑都优劣并存，它们中究竟谁能掀开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呢？为此，我们不得不系统探究一个文明赖以成立的前提。而通过农业文明及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文明的成立，是须有这四个基本前提或条件的：（1 ）它是否是对当代文明危机的一种根本性救治；（2）它是否含摄人类前此文明的精华；（3）它是否标志着人类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4）它是否焕发出人类创新的伟力。 这四个条件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文明来说，都应是同时成立，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无疑是影响文明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没有现实的困境，以及对这困境的有效克服，便不会有文明新生的可能。第二个条件则包含着一种“继往”与“开来”，古与今的关系，因为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不是以一种缺陷代替另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作为历史性的进步，它既是对以往文明缺陷的克服，又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保留，是文明的合理性扬弃。第三个条件则是一个文明区别于另一个文明的最根本标志。因为一个文明代替另一个文明并非是局部的突破和修补，而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必然在自然、社会及人自身这三大实践领域中有一种全新的变革，这其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又是基础的基础。最后一个条件则是一个新文明肇始所特有的开国气象，它呈现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狂飙突进。这正如17、18世纪，工业文明之初是天才迭出，群星璀灿的世纪一样，人类新文明奠基之初亦必有一批新疆域的“立法者”与“开拓者”，有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其中基础性学科的创新尤为关键，因为它们将为人类的宏远未来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