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文化，奔流不息，生生不已。它发源于远古，流注于现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合力阻挠，却是步履维艰。尽管自17世纪以来先觉者们前仆后继，但奋力前行一步便遭受内外掣肘，启蒙思潮翻涌便遇守旧思想回流。 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五四”时代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而蔡元培是他们当中突出的代表。他适应“五四”时代“东西文化交通机会”的需要，提出“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蔡元培：《东西文化结构》，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0页。 为区别孙浑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及《续编》，以下凡引文，除注明篇名外，均简注为“高编《全集》、孙编《全集》或孙编《全集·续编》”）的主张。这种“融合中西文化”的文化观代表了“五四”新文化向前发展的一种正确方向。 蔡元培之所以有着“融合中西文化”的思想，是因为他有着寻找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内心自觉。这从他的生平事迹中便可见一斑。考察他的生平，分析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大约以1917年为分界，可以分为“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和“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新文化建设”这样两大时期。 1.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 蔡元培1868年1月11 日出生于当时的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1872年入家塾读书，聪慧好静，读书用功。后又先后附读于他处，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并始习八股文，也受到“长于诗古文辞”的叔父恩铭的指点，至1883年考中秀才为止，是为“发蒙受业”的一段。此时受业师影响，崇拜宋儒，且佩服刘宗周、谭嗣同等，喜训诂、考据、辞章等，厌“旧八股”的俗套，习作文被称为“怪八股”。中秀才后则自由检读，并设馆授徒充塾师，如设馆于同乡徐树兰家，为其校勘所藏刻书，得以遍览群籍、校勘经典，阅书万余册，并作有大量批注。此时思增文敏、学乃大进，科场连捷，从1890年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式，到1892年补殿试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应散馆考试被升为翰林院编修，是为“读书成名”一段。此时教学相长，博览得益，文章古朴清隽，科举平步青云。从任翰林院编修起至偕眷出京南下止，是为“转向新学”之始。他从旧学一直到“顶”，而接受新学则较迟。在翰林院里，他不奔津要，唯勤学务。但恨清廷腐败，同情维新变法，却不趋时炎而耻相交纳康梁一派；始涉中译西学书籍，并与友合设“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898年变法失败，目睹惨幕，既认为满清政府“无可希望”，又意识康党失败于不注意“培养革新人才”，毅然弃翰林之职南下，回绍兴应聘督理中西学堂。 弃翰林而办新学，是他文化学术人生里程上的重大转折。1900年应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增设外文课程，偏袒新思想教员，遭校董忌而辞职。自1901年应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起至1906年赴德国留学为止，是为“由办新学转向革命”的一段。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他与友人创办《外交报》（1901年10月31日创刊）、爱国女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校，参与组织张园演说，成立光复会，培养革新人才，倡言民主革命；参与《苏报》改革，制造革命舆论；曾因“《苏报》案”遭通缉而避居青岛半年，学习德文，准备留学。当此一段，实为政治思想的大转变，一是确立了推翻清廷的革命思想，但与种族主义倾向不同，故写《释“仇满”》一文发表于《苏报》上；二是开始具备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与友人创办《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揭橥反帝大旗，为“拒俄”与“低制日货”运动制造舆论；三是有了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参加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支部负责人；四是开始了亲赴西方寻找文化学术出路的思想准备。从1906年至1912年辞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职务止，是为“从学习西方转向改革旧学尝试”的一段。在德国，他入莱比锡大学听讲，习研文、史、哲、美、实验心理学等，如海绵吸水，博采新学知识，并且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以稿费补助留学资用。1911年底应孙中山电召归国，任教育部长；政府迁北京后继任教育总长，主持拟定新教育的大政方针，废止清末学部规定宗旨，除去“忠君”、“尊孔”的旧规。后袁世凯专权独裁，愤而辞职，偕眷赴德国，再入莱比锡大学研究文明史，又被电召回国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学习法文，与友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被推任为华方会长（欧乐为法方会长），帮助国人赴法留学和勤工俭学。直至1916年底被电召回国止，他在“新学”上已积累了多学科的知识，实现了文化学术上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并且将中西、新旧、古今之学融汇于一身。 2.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化建设 蔡元培自1917年至1940年是“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化建设”的时期。1917年1月他就任北大校长直至1927年正式卸职，约10年时间， 实际亲自主持北大为六年半，延揽新思想人物、循思想自由通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实现讲学自由、活跃社团及科研活动、实行评议会、倡民主与科学，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且反击守旧势力的攻击，发表“答林琴南及《公言报》公开信”及“光明与黑暗的消长”、“劳工神圣”等演说，保护和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并以辞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后则坚持维护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成果，以带动全国的新文化教育建设。而1927年前后是“大学区制和参与清党”的一小段“插曲”。北伐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全国一统”的局面，他提议试行“大学区制”，先于北京、江浙试行，他任大学院院长，试行中遭到北大抵制，于是他又挂职“北大校长”一年，实践证明“大学区制”是失败的。同时他认为全国既为“一统”，就须加紧和平建设，参与了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当局的“清党”运动，但他在看到许多青年被“关、杀”后幡然醒悟，于1928年公开辞去监察院长、代司法部长、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具体指导文化科研工作。他专任中研院院长时已是63岁（1929），一直至死（1940），是为“组织、设计和领导全国文化科研工作”的一段。在这一段最后生命里程中，他老骥伏枥，勇着先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他的努力主持下，克服经费、设备、人员不足等许多困难，建立了11个研究所、3个博物馆和实验馆（所）， 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初步基础。而且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支持和领导反侵略的、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化活动。 他于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