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在经济发达国家是一个热门的议题。不仅自由主义者忙于修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提出更宽容的社会基本框架的理解来接纳各方的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者也摆出咄咄逼人的攻势，致力于拆毁自由主义理论的墙脚，创出各种话语论证文化多元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注：这里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意指一个立场相对宽泛的概念。举凡经济、法律、政治、哲学方面，注重阐释基本秩序及其原理的学说，均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而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当代“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 ）可以归入文化多元主义的范畴。如若留心西方当代思想的发展，很容易看出这两者的分歧和争议。例如，约翰·罗尔斯的《万民法》明显是面对东欧阵营解体、民族主义崛起等新的世界格局而重构一个可以“共存”的世界秩序；而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则给予民族—国家内部的种族文化冲突宽泛的理解以维持既存的局面。而各种“批评理论”致力于指出既存秩序的不合理性和一厢情愿的空想。参阅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edited by JulieRivkin and Michael Rya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后著将各种批评理论分门别类，节选重要的论著和文章，并附上简短的导论，是了解西方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读物。）理论的争议其实和事实背景深切相关，它指向经济发达国家文化政治生活屡起波澜的社会运动：反种族歧视、反文化殖民、女权主义、同性恋等。正是这些20世纪才全面崛起的社会运动创造了文化多元话语。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文化多元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前瞻性的话题，不仅没有一个自由主义式的基本秩序容纳上述社会运动的正常生长，文化多元主义的隐若现身也找不到它的自由主义老对手。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基本不在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论争的语境中。但是，当下不在此种语境不等于问题不会在将来浮现，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更深程度地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我们或迟或早也要面临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话语冲突，社会的文化政治生活也要面对可以被概括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那种社会运动的困扰。就象这些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没有一致的答案一样，将来在中国也不会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学术的讨论比起饱受困扰的社会生活本身能提供的只是有限的理解。 一 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似乎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它创造了生活中空前的无差异倾向，无休无止的交易和消费形成了均一化的强大压力，人们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尽量适应这架“疯狂运转”的机器创下的游戏规则，否则就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它又极大扩展了人们精神和生活的空间，使得人们有可能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那么因血缘、种族、文化而有所不同的历史遗产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契机，因而资本主义又鼓励了生活的差异化倾向。我有理由相信文化多元问题的出现正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这种相互矛盾的社会现实。它不仅是差异化倾向的产物，这点或许容易理解；它更是无差异倾向的产物，无差异倾向的强大压力招致猛烈的反抗造就了文化多元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那些极端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调视自由主义如敌人，它们痛恨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n）。但客观地看问题，它们更象相互依赖的天敌。在民主法治的秩序下，文化多元所追求的各种集体权利才有充分落实的可能性；而各种形式的文化多元的社会运动使自由主义追求的民主法治秩序发展出更充实的内容。 早朝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曾经残酷摧残落后民族及其文化，可是脱离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又为本身文化多元发展创出广阔的空间。举凡科技的高速发展、信息交流的频繁、贸易量的空前增长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等因素，在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增长的同时，至少在民族—国家的内部摧毁了因血缘、种族、文化造成的人为交流限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从前视为不可逾越的交流屏障，在现代社会面前被大大地突破了。扩展了的生活空间意味着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信仰、趣味、爱好甚至性别倾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并将之付诸实施。好的生活不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现成答案，例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部落住民对好的生活的答案除了他的传统赋予的答案之外还有什么；反过来，我们同样不能想象替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指定一种他必须过的好的生活除了招致反抗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好的生活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流动的定义，一个具有多项选择性的定义，根据趣味爱好的转移而有不同的答案。政府保证基本秩序和负责宏观经济增长而人民自己寻找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答案。社会发达程度是和好的生活的多样选择性成正比的，发达程度越高，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促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众多分歧答案源自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因素居多，例如一个信奉穆斯林的人和一个遵从儒家教诲的人关于好的生活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不同的见解都是世代相传的结果。答案的分歧还源自趣味、爱好、习惯等个人性因素，例如同性恋者与非同性恋者的分歧肯定是产生于性别倾向这种纯粹个人因素。不过，不论什么因素造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分歧见解，重要的是市场社会的发展才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的基础。正是在市场社会的环境里，人们才可能将潜在的关于好的生活的分歧发展为当下存在的真实生活。脱离了这个基础，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分歧见解都不可能转变成真实的生活，人们如果不是生活在韦伯所说的传统社会，就是生活在被指定的“好的生活”的社会。关于好的生活的定义尽管分歧，但它们之间决不至于兵戎相见。绝不如历史上不同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而形成的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是存在于统一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基本秩序是这些分歧的底线。因此，它们是相互依赖前提下发展出来的分歧，而不是各自孤立状态下衍生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