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市场，经过近百年的商业浸润，在出版、戏剧、电影、广播、文学、游艺、娱乐等几乎所有文化领域都得到极大的发展。据统计，上海1934年已有图书馆22家，广播电台近40家，博物馆1家，美术馆3家，公共娱乐场38家，电影场40家，剧场17家，文化团体37家，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文化市场达到了建国前的高峰。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是全国文化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据历史资料载，当时上海即使年收入最低的200元—300元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4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 在当时已“远高于国内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而一些文化技术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邮电、金融系统的工人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这就为上海文化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基础与庞大的消费市场。 报业是当时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文化产业。早在民族资产阶级自办商业报纸之前，外国人即已从买办入股到华商接办，使报纸这一文化产业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商业性更强。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进步，一批新式商业报刊纷纷诞生，这些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注重面向市场，遵循市场运作规律，连国民党中央1932年整顿官办新闻业，其重要内容也是经营企业化，中央通讯社也提出了“经营企业化”的口号，相比之下还是民办报业企业化道路较为成功，其中以《申报》、《新闻报》两报最能代表，两报均以扩展广告积累发展资金为起点，更新设备，完善经营管理。 《新闻报》下设置3部28科19股，生产部门（印刷部）与经营部门（营业部）地位上升，与编辑部并驾齐驱，成为企业化的重要特征。这样，到了20年代中后期，在基本完成企业化的同时，形成相应的读者队伍，报纸的媒介功能得到延伸与补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报业和现代文化载体。这一时期上海还出现了报业兼并与联营等资产经营的倾向，前者以《申报》1929年兼并《新闻报》而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两家最大的报纸为典型；后者以《申时电讯社》先后以参股购股方式将《时事新报》、英文版《大陆报》和《大晚报》联合成为报业集团的雏型为代表。由于有比较活的机制，上海的报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当时全国最大的6家报纸依次为：《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时报》、《益世报》，其中上海占了1、2、3、4、5位四种。 估计上海当时各种报刊杂志超过上千种。 同样作为印刷媒介，上海多达几十家的书局、出版社也以每年多达上千种的速度出版新书。从各书局所出书籍看，普及科学知识、适应现代生活潮流是主导方向。1927年—1936年这10年中，上海出版的书籍占全国绝大多数，其中仅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家即占全国的65.2%。 1920年11月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座广播电台，仅过两年多，上海就出现了无线广播电台，到了30年代，上海广播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交通部16座国际电台均设在上海，国内83座短波电台上海有44座，占53%。及至1936年，上海注册的广播电台（私人、官方、宗教、外国）达到56座。这些电台每天播出十几个小时，在上海上空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无形宣传网络。 随着电影艺术的传入，电影市场也逐步产生。1896年8月11日， 一法国人在上海徐园放映一部短片电影， 这是在我国第一次放映电影。 1908年中国第一家电影院上海虹口大戏院建成。据统计，到1930年上海的大小电影院已达到53座。从1905年到1930年，多达几百部的国产影片绝大多数均由全国80%以上的上海各影片公司拍摄。与此同时，上海的娱乐文化市场、戏剧市场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上世纪下半叶外国人在上海的主要娱乐形式是赛马、音乐会和舞会，所以跑马厅、公园、舞厅、弹子房、娱乐场所应运而生，截止1917年，上海已有3个跑马厅、 两个游乐场。20年代前后，上海出现了使用现代灯光、布景和道具的现代剧场——戏院。到了30年代，随着这些娱乐项目的普及，上舞厅、听新戏、看电影、游公园已成为上海市民的流行生活方式。此外，上海的广告、展览市场也很繁荣。20至30年代，上海广告业发展迅速，街头巷尾、各类交通工具乃至火柴、香烟、车牌和各类大众传播媒介中，无不充斥着广告，至于车站、码头、公共场所与市中心高大的广告牌与高楼大厦上闪耀不已、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制作的广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统计，1932年—1934年上海的公共场所正规的广告牌已近4000平方米，其中民用超过官方布告。上海的展览业不甘落后，1935年上海各类正式登记的展览会多达51个，每日平均有2至3个展览会，有人称之为上海“展览年”，连曾经因裸体模特而闹出风波的刘海粟，此时在上海重展其人体画，境遇判若两人，受到热情接待。 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市场的发展，对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层次，传播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起到积极的作用，许多以白话文印刷的教科书进入中国的穷乡僻壤，潜移默化地启蒙着人们的思想。同时，它也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城市文化如果不建立一种产业化、市场化的文化，它将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的文化产业中心，其表现除了本文前面提及外，中国电影业在此时也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1935年《渔光曲》成为首部获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整个文化市场呈现出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戏剧中既有高雅的话剧、舞剧、歌剧，也有各种地方戏；报刊中既有商业报刊，也有娱乐消闲报刊，既有严肃大报，也有通俗小报；影片类型既有言情、武侠、生活，也有教育、儿童等题材，既有外国片，也有国产片；既有左翼文化，也有官方文化，宗教文化也发展快速。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当年上海文化市场的繁荣与有一批高水平的文化经营者密不可分，巴金、叶圣陶等一流的文化人都曾亲自参加过书店的工作，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更堪称是其中的典型。当时上海广告业的发达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尤其是科技型知识分子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