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5(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6-0095-06 一 天主教在澳门，最早的史料可追溯到1555年耶稣会士巴来我神父抵澳门，1562年，天主教会在澳门建成了疯王堂（望圣母堂）、花王堂（圣安多尼堂）和风顺堂（圣老楞佐堂）三座简陋的小教堂，当时澳门属马六甲教区。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日本、中国、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从此，澳门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教士的集散地，一度被人称为“东方的罗马”。但这时，澳门的耶稣会士还没有做出向中国内地传播的实际行动，而中国作为最大的非基督教帝国，是一个以人口众多而闻名的国家，它自然会成为吸引反宗教改革宣传的一块磁石。由于外貌不同，语言风俗习惯的不通，以及没有中国政府的特许，鲁莽地试图进入中国只能是一无所获。但其它各地的传教士还是进行了尝试。1579年，一方济各会士佩德罗·阿尔法罗与三名方济各会士、四名西班牙士兵、四名菲律宾土著和一名作为翻译的华人基督徒乘一只小船从马尼拉航行到广东，他们避开广东海防航队，侥幸进入广州港，当地地方官只允许他们在广州停留一段时间，但不允许传教，后来被迫离开中国。 1581年，另一批方济各会士也做了类似的到中国内地的尝试，但同样被驱逐出境。几次试图进入中国都遭到失败后，这使担任远东教区视察员的亚历德罗·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必须把澳门办成使西方传教士通汉语、懂中国礼仪的培训基地，选派满腔热情懂华语，知华情的耶稣会士到内地传教。自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几乎都是从欧洲先至澳门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进入中国内地的。据不完全统计，“1583—1805年，经澳门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多达467人， 占这一时期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的80%以上。”[1]并逐步走上一条“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 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2] 的传教之路。这不仅为把澳门发展成为远东传播天主教的中心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展踏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 二 当时最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自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澳门后，在传教的实践中，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体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便开始学习汉语，还努力钻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并将袈裟换成儒服，自称儒士，在风俗习惯、饮食起居、谈吐举止上仿效中国人，大力宣传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一致论，推行“孔子加耶稣”的传教模式。正如在当时传教报告中所说的：“来到中国是为传扬圣教……致力于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及中国的礼仪，为能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打算用神圣的生活，善良的表现，同中国人接近，籍以把这些人引入一种不能用言语讲述的领域中去。”[3] 明确地说就是“把孔夫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语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4]利玛窦走上层路线，利用来自西洋的先进科学知识和器具以及崇儒学的言论、自身的道德修养、深厚的汉学功底，广泛结交士大夫及至皇帝。这位“卷发、蓝眼睛和声若洪钟”的传教士最终赢得了京城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好感，这一被康熙帝赞为“利玛窦规矩”[5]的策略开始见效。 万历皇帝不仅收下了利玛窦所献的各种物品，而且召见他询问天主教教义等，并诏令礼部待为上宾，厚给廪饩，授予官职，在京城赐第居之，并树立了“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使耶稣会和其他宗教派别认识到，只有遵循他的传教路线和模式，才能完成在中国大陆的使命。因此在万历22年（1594年），由耶稣会会长建议，在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专门培养去中国传教的西方高等学府——圣保罗学院。学院除设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学等外，还专门把汉语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因为它是东方传教必需的工具。学生合格毕业后授予学位，发给毕业证，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入华传教的资格。由于这所学校重视中国的语言、文化、礼仪及人际关系的处理等方面的教育，因此到中国传教者，大都能沿袭利玛窦的做法，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从圣保罗学院毕业到中国传教者多达200余人。 这个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比较知名的传教士如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阁、汤若望、穆尼阁、南怀仁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还担任过该学院的老师。为了打开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局面，圣保罗学院还吸收一部分内地中国教徒来学院学习，然后派往各地协助西方传教士工作。葡萄牙学者平托著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曾记载了在圣保罗学院学习的中国籍教士23人，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字。圣保罗学院作为培养入华西方传教士的摇篮，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向西方传教士初步介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并让传教士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陆续传播到中国内地，成为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敲门砖。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专长者并非少数人，而是形成一个群体。他们把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音乐、美术、建筑、机械制造、火炮技术等相继传入中国，在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再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学东渐从此开始。其中，利玛窦、熊三拔、阳玛诺、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安多、苏霖、白晋、张诚等传教士不仅更新了中国的天文学仪器，与中国的天文学家编译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还培养了一批应用西法的天文学家，逐渐改变了中国天文学历法方面的落后面貌，也弥补了当时中国在天体认识上的空白。另外，像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雷孝思、麦大成、杜德美等在地理学上的成就；艾儒略、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穆尼阁等人在数学上的成就；汤若望、南怀仁、阳玛诺、龙华民、卫匡国、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以及利玛窦、徐日升、南光国、巴多明、白晋、利类思、马国贤等人在音乐学上的成就，都对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传教士或通过著述、或通过亲身实践，把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输入中国。例如在数学方面，李约瑟认为“大多数人推测耶稣会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是陈旧的欧洲数学知识，然而，只有欧几德的《原本》才是如此……耶稣会士传教士所传入的不属于几何学的数学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他们不仅都在澳门学习过，而且有些著述和实践工作就是首先在澳门完成的。如邓玉函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抵澳门后，就在此行医，进行临床人体解剖，并在进行人体解剖实践的基础上，又根据前人的理论，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述》一书，最先将人体解剖学理论及技术传入中国。书中还记载了西法提炼草木花果药露的方法，这种西法制花露最早在澳门使用。正如《澳门记略》中记载“食货则有厚福水；药水；花露水，即蔷薇水，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泡周上下者为荼蘼露，以注饮馔，蕃女或以沾洒人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械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6 ]中国人种牛痘的起源也是英国人先到澳门，然后再向内地推广的。清嘉庆十四年（1809），英国医生皮尔逊在澳门首先试种牛痘以防天花，后他在广州行医，推广种牛痘防天花大受欢迎，30 年间， 种牛痘者多达1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