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差异和冲突而发生的企业价值取向问题，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动有关。这不仅因为后者是制约前者的宏观环境，而且因为在这种多元文化冲突中，宏观社会文化能否整合以及如何整合的问题，同时也是中观企业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最终能够整合，那么无论中观还是宏观的冲突最终都能克服；而如果不能，如全盘西化论、全盘抛弃论或“南辕北辙”论所论证的，则不同文化的整合最终只能是徒劳的。由于这问题涉及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走向，涉及我国社会文化价值的取向，也涉及企业层次上的文化整合问题，因此有必要展开讨论。本文将首先结合我国目前有关讨论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提出这问题，然后基于我国目前社会文化和企业价值取向的变动提出一种文化发展模式，最后还将应用这一模式于企业价值取向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文化问题在中国重又引起争论。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随“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有过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始终主题的东西文化论战，因被我们称为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目前面临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是第二次，在我国同样引起了文化问题争论。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毛泽东曾说过：外国资本不进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9页。）。被称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则认为， 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土壤上，资本主义不可能滋生茁长（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这一分歧不仅涉及社会发展是否遵循同一规律，而且关乎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问题。马克思晚年曾谈到：不能把他关于西欧的历史概述变为一般历史哲学，即认为一切民族不管所处历史环境如何，一定要走西欧的路，这样理解，勿宁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的话可这样理解：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其他非西方民族并非一定走西欧的路。因此关键是历史环境，即一国发展所处时代经济方式的趋向怎样（注：参见陆晓禾《历史环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毛泽东哲学思想》1993年第1期。）。 就中国而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显然对中国社会的转向起了重要作用。腐朽的清王朝恰正碰上了处于帝国主义阶段扩张成性的列强。按我国学术界的划分，当时正值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尽管伴随列强炮舰的还有文化侵入，但列强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利益，并非文化沟通。如马克思当时所评论的，英国商人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旨在扫除野蛮政府设置的人为障碍，推进商品输入。而对中国来说，最终注意到的是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在当时发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中，众所周知，除马克思主义观点外，主要有四种文化反应：（1）中体西用， 主张“器变道不变”；（2）全盘西化，主张“西方文化本身是体系， 故只能全盘接受”；（3）中国本位文化派， 主张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融合中西文化；（4）现代新儒家观点，主张“全盘接受， 根本改过”。即采用儒家态度，全盘接受西方科学民主。这四种文化反应可看作为当时中国寻求的四种解决方案、四种发展可能性。但结果是，十月革命展示了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纪主潮流，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与上一次不同。从我国说，是我们自己主动打开了国门，对外经济开放。“文革”十年后，我们再次震惊地发现中国落后于世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提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选择？应否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或者改走西方现代化之路？有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确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条道路，也因此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成员。但由此引起的文化撼动则是深刻而巨大的。 市场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一个层面。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实际上并非限于市场体制，而是在保持公有制主导地位下的全面经济制度改革，对所有制、协调体系和激励机制都作了一系列重大变动，体现了与过去经济制度的连续性和变革性。同时，从世界经济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也是目前正在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全球化，说的是一种运动，一种过程。主要讲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等。”（注：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从我国经济看，从1979年到1997年，中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1万个，外资协议6514.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486.5亿美元。国际大跨国企业500 家有100 家落户中国（注：《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外贸和外资已成为重要国际力量》，《新民晚报》1998年10月5日。）。事实是， 中国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 从70年代末迄今，伴随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来的是或高或低的文化“热”。80年代有过文化大讨论，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90年代由于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问题重又提起。在市场化大潮冲击下，与市场经济相关，涉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50年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而随东亚经济崛起形成的儒家文化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正所谓“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与过去仅论及宏观层次不同，这次的讨论还在中观层次上展开。 宏观层次上的讨论达致的一个共识是社会转型论，基本观点如下：目前我国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前现代社会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社会、现代社会转变；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由这种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只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环节或方面；社会转型同时是文化转型（注：廖晨白、孙春晨主编：《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社会伦理与道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态度有三种观点：（1 ）重建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异质型经济，因此对过去的道德体系需推倒重来。（2 ）重构论：社会经济结构只发生某种程度变型，因此伦理道德只应作某些结构性变动。（3）重振论：转向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变更， 因此不需作根本修改，而应是过去价值的弘扬与振兴（注：刘申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重构，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 1998年5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用来支持所有这些论点。所不同的是，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态度不同：全部否定、部分否定或全部肯定。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如果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如果经济变化要求文化相应变化，如果世界发展都无例外地经历同一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首先又是西方走的话，那么包括文化在内的西化似乎就是无可避免的。台湾大学乌昆如教授因此说：“西洋科技文明社会制度输出到全球各地，经交往融通，大有成为人类文化或地球文化的架势。”（注：转引自《在台北召开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第77页。）由此看来， 随全球化而来的文化西化问题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