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我国文化建设者们根据本国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致力于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甚至还透露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稀微曙光。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文化建设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当然可能还有文化建设者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我国文化建设必然会、也正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性。这是我们应当花大力气去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三个方面作些探索。 （一）文化建设在使命上的“二难”困境——市场化与主体化及其张力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虽然对如何利用市场化来推动文化建设事业存有分歧，但“要不要将市场机制引进文化建设之中？”已成为无需争论的问题，“虽然某些人仍然对文化活动脱离市场而进行，存在着强烈的依恋，但是，市场经济现实表明经济文化发展不可能分割进行，文化活动与发展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时代已经结束。”（注：周浩然主编：《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页。）文化人已逐渐从被动地市场化转变为主动择取和实施市场战略，市场的竞争机制正调动他们不断克服自身的保守和封闭，主动地向市场索取效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渐成熟也为文化建设实施市场战略提供了良性的经济环境，推动文化走向产业化、效益化（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文化全方位、多层面地去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们精神享受的需要。然而同样明显的事实是，文化的市场化不可以被推向极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完全商品化和市场化也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清楚：“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注：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如果把由物质利益所驱动的市场化当成文化建设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方向和道路，必将引起人的物欲和贪欲的膨胀和扩张，甚至可能会使人变成物欲和贪欲的奴隶，最终导致文化的堕落和毁灭。所幸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化（即文化）进程又大大缓解和遏制了这一可怕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市场经济在使人受物统治、人依赖于和服从于甚至膜拜物的同时，又打破了人对人的臣服和人身依附性，让人第一次意识到它所可能取得的成就，使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身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页。）， 从而使人的活动主体化，使物的世界人化。可见，文化的市场策略和经济的文化策略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和联通的桥梁。如果说文化的市场化是用物质利益的激励机制去驱动文化的建设并使之效率化的话，那么经济的文化取向就是一种“人化”的取向，它赋予经济活动以规范和秩序，使之更有理性、更具德性、更加个性化、更富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战略就是意图以人为本、通过对人的尊重去激励和唤起人的主体性，促使他充分发挥其独特个性和各种潜力，从而在促进经济增长、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同时使人得到全面的提升和完善。事实上，市场经济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动态系统，它严酷的竞争法则迫使人们倾其所能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以免于被淘汰出局。然而人们发挥主体性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经济成就和功利价值，从而使人的行为具有封闭性和终结性。物质利益虽然也是人发挥其主体能力和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它毕竟不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本身。市场经济要获得基于物质利益却又超越了物质利益的动力，就必须以人为目的，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开放性，才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就其本质而言他永远不可能完成和终结（或者说，对人而言，可能被终结的只能是他的生物性质即生命，而不是他的人性本质）。这个超越市场化并构成市场化根底的主体性领域正是文化建设所特有的领域，在此，人的作品具有目的性和主体性，而不单是某种趋就利益或欲望的手段。马克思曾经说过，“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产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我国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主体性的文化世界，它置基于市场经济，同时又要超越市场所具有的功利性和物欲性，并反过来构成市场经济开放性的根基和动力。 这样，文化一方面在外在性的物质利益和功利价值推动下实现着市场化，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人的一切成就（包括经济成就）提升进入的视域，使之成为人不断开放自己的前提并以此得到主体化。在市场化中，文化获得了现实的力量，以至于成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文化力”；在主体化过程中，文化获得了自由和人性的灵魂，创造出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以确立经济行为准则为基本取向的政治行为、道德行为等等）的信仰基础和精神动力。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是文化建设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其现实性上，文化建设却常常处于主体化与市场化的二难困境之中。以我国影视事业为例，市场化迫使影视片生产者必须将精神感官化，将理想现实化，将理性当下化，将深度平面化，将历史空间化，将对来世的期望现世地幸福化。因为只有成功地实现了这些转化的作品才有可能赢得票房，才能让人掏钱去看。影视片制作者和发行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票房价值，甚至抛弃精神和理性，把影视片制造成为享乐世界、欢情的海洋。然而另一方面，影视片创作者作为艺术家所天然具有的主体化冲动和艺术家身份又促使他力图在感官刺激中注入灵魂，将理想寓于现实，让平面二维空间内蕴第三维即人性和历史之维，向现世幸福和当下欢悦灌注未来和永恒的期盼。这种理想化是一种没有止境的追求，这就使作品获得商业成功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使这类艺术性的影视片可能因成本增大而缺乏商业价值和投资价值。可见，文化的市场化趋向于远离主体化，主体化常常使文化失去市场，市场化与主体化之间因而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一方面给文化建设带来希望和活力，促使文化借市场化这一路径去展示其能量（即所谓“文化力”），进而促使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文化在偏离主体性的市场化和失去市场的主体化之间运行，形成市场化与主体化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加上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更加剧了这一关系的紧张，导致文化人感到犹疑、眩晕、失落、焦灼、浮躁，这将对文化建设产生负效应，带来诸多困扰。不仅如此，市场化与主体化之间的紧张与背驰，由于暗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行为失范和精神秩序紊乱的实际状况，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经验到人格冲突、心理失序、非理性化、情绪化或冲动化的内在变动（常常是被动的），来不及冷静地观察和思考。市场化与主体化之间的背反与张力最初是由敏锐的文化人所超前地遭遇到的，而当它变成整个社会大众的社会心理时又反过来构成文化人建设新文化的土壤与前提，从而给文化建设的有效进行造成阻滞、带来困难。怎样克服情绪化和盲动、平静下来做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建设，已经成为身处世纪转折点上的中国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这是巨大的挑战，但又孕育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