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哺育、积淀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其主体部分经过时代的洗礼，生生不息地延续传递至今，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 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近年学术界认为有一万年）的中华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璀璨耀眼的丰富传统文化。从世界文明史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与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并列的、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世界四大文化系统。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 在学术界，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有二：第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同义。第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当代文化相衔接又相区别的以往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源与流的结合上进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而且，这些主体形式的文化都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性格，深深融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意识等各个领域，积淀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并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传统文化是新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石 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新文化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延伸。 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继承性，尤其是文化中的那些观念意识形态部分，更是无法将之一刀两断。与传统文化全盘的、盲目的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合理地选择、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成分，抛弃其中落后、消极的因素，使传统文化积极因素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所以，新文化诞生的重要前提是认识传统文化，依据传统文化，继承扬弃传统文化，而决非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为目标，去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应该说，传统文化必然是新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石。 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光照中华，泽被东亚，历久弥新。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它包含着诸多的积极因素，例如：自强不息、刚毅奋进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注：《礼记·礼运》。）的理想精神；以德治国、修身为乐的重德精神；重人轻神、人贵物贱的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献身国家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协和万邦”（注：《尚书·尧典》。）、各族一家的共处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人和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注：《孟子·滕文公上》。）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广博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济困救苦、舍已为人精神；“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先义后利的高尚价值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礼记·礼运》。）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 可以说，这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因子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持中国近代之文明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像《礼记·大学》所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现有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因为华裔遍全球，当然也在西方有影响了。”（注：《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它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了人际关系，推动了历史发展。尽管孔孟儒学从其创立之时就不断受到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责难或批判，然而它不仅没有退出中国文化舞台，而且由于它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是调整和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非常重要和有效的伦理道德学说，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文化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巨大的生命力，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成为东亚国家（如日、韩、越、新）文化的内核，形成中华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