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即文化的阶段性表现，又存在着客观的地域性差异，因此，研究地域文化，不但要把握客观的区域性的空间特征，更要从历史的流程中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作恰要的评价与定位。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从史的变迁看，文明历程遥远而曲折，从区域的角度说，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前者属于文化史范畴，而后者则是区域文化的研究对象，这两者是互为依存的。我国的区域文化特征十分丰富显著，而对区域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却常处于一种感性的无序状态。就文化形态而言，我国远古文化并非是一个完整体，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十分广阔而分散的形态分布江河流域，并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别与独立性。古人对文化的地域差异早有认知。《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各地的服饰、语言、宫室、舟车器械、声色滋味之异已有零星记载，《汉书·地理志》所附的朱赣关于风俗地理的文字也不失为精彩的表述。然而，正史和各地方志中关于地理文化方面的描述，大都作为史学的附属而存在的。建国以来，我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左”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人文地理研究几乎中断。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伴随而来的则是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热最初是从文化史热起步的，而后波及于区域文化、人文地理，并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使之在短期内成为一门显学。 一 新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着重于探讨文化在各个不同地域内的历史表现，其实是文化学与地理学相交叉衍生出来的一门新型的边缘性学科。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于各地文化特质，从人类学、语言学、宗教、民俗学、文学等角度强调区域个性化的差异，从而渲染丰富大文化背景的底色。这种全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给文化学术界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标志着地域文化研究从内容到形式现代意识与现代视角的确立。 文化的求异，其实是文化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反映。因为文化的同异之辩本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包含于大文化内核中的一对矛盾。中国文化的初始形态，本身就是以不同品格出现在文明史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品质与特征说明，异是根本的，无异就没有大文化的背景。《诗经》时代的十五国风亦源于地域差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学说林立，多元文化的格局至今让人称羡不已。浙江的先人虽然在上古多元文化的争鸣中未占重要席地，但显然也受到过这种文化的沾溉。然而，当我们的先民刚从旷日持久的吴越争霸的烟尘中走向中原列强，还来不及整理发掘自身文化个性，张扬自身文化意识形态时，秦始皇依仗连横之术，一统天下，变诸侯割据为中央集权。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反映在文化领域内的专制主义，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以消除战国时期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三方面，即中央集权、农本思想和文化专制。这三个特征从根本上要求文化领域标同伐异，只承认文化的一元性、排斥文化的多元性。封建时代的文化，从实质上讲是秦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这种格局一以贯之，直至晚清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才开始出现动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从理论上完成了冲毁封建文化旧有家园任务，但历史不仅仅要求我们摧毁旧的，更需重建新的文化体系和民主家园。在重建社会文化体系的历程中，异同之辩再一次摆在当代文化人面前。五十年代提出的“双百”方针，无疑为健全个性文化指明了一条健康向上的道路，遗憾的是接下来反右和文革的极左阻碍了文化发展的现代进程。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的个性意识重新得到张扬，在这个良好的氛围中，地域文化研究遂被承认并置于文化研究的重要位置。 浙江本是一个有着多元思想传统的地域，在东汉初年谶纬之学泛滥时，就有我们的先哲王充标新立异，以朴素唯物论对神秘主义思想提出彻底怀疑和辩证；尔后又有浙人陈亮、叶适从实践和历史中寻找真理，讲究事功，反对宋时性理空谈；明代王阳明、黄宗羲的思想更是石破天惊，黄提出“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天下为主、君为宾”反对封建君主制（《明夷待访录》）。这种立异精神，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是难以取得立足与生存的权利的。前人对他们的研究，也仅停留在表层的思想文化形态的个体描述上，而由此引发的深层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的研究，如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研究，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地域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文化研究观念的转变，从肯定大一统的共性，到文化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从承认区域文化特征到充分张扬地域文化研究的个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与更新。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受海洋文化圈的影响，在地理环境方面得天之厚，较多地表现出开放的态势。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也得天时之利，领风气之先。既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伴随着观念转型，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涌现出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的有关浙江文化的系列丛书的构想，浙江古籍出版社对地方文化典籍的挖掘整理、研究，从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多方位、多视角、挖掘出浙江文化的历史内涵价值，是极具地域个性特色的成果。这些成果，无论是研究物质形态的文化现象抑或是研究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表现，均是着眼于区域文化的差异，以发掘地域文化个性优势为己任，以具有个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立足于泛文化、大文化的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了自身的文化品质。 二 新时期地域文化研究还集中地表现在文化研究层面的不断延伸上，从物质层面扩展到精神文化层面，表现出现代人成熟的文化观念和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文化是一种人类文明历史的物质形态，无论是史前文化抑或有文字记载时期的文化，最初它都是以物质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最初表现形态是物质的，我们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水平。对浙江史前文化研究实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在太湖流域和浙江杭州、平湖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此，提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论点，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发源的论争。《吴越文化论丛》的出版标志着近人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开端，1936年，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蔡元培出任会长，当时因为考古发掘技术相对原始落后，可资力证的材料匮乏，因而，浙江的史前文化研究也无突破性的进展。建国后，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成，被视为考古界的一场世界性革命，特别是1973年、1977年浙江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使我们看到距今约七千年的先民创造的伟大的原始文化成果。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最伟大的突破，它展示了浙江先民光辉灿烂的原始文化艺术。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浙江古文化的研究，多依托考古发掘，这一阶段性的成果，多反映在《吴越文化新探》和《河姆渡文化初探》等带有总结性信息含量极丰的论著中，标志着对浙江区域物质文化形态考镜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