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1999)06-0074-06 婚姻是男女缔结为夫妻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婚姻习俗是伴随着婚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展示了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审美观、伦理观、价值观、宗教观、性意识和民族心理的发展态势，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积累和精神财富。由于历史久远、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以及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婚俗文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重礼轻爱、男尊女卑的婚俗价值观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婚姻礼仪，举行正式仪式的婚姻才被家庭和社会认可。汉代郑玄认为：“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注：《诗·郑风丰笺》。）唐代孔颖达在《疏》中曰：“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其事是一，故曰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注：《礼记·婚义疏》）萌芽于对偶婚中后期的婚姻礼仪（注：婚礼形成的时间，说法不一，此从李衡眉之观点。见《试论婚礼形成的时间和原因》，《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是男女确立关系时举行的被社会认可的仪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传承、演进。古代婚姻礼仪包括议婚、订婚和结婚等全部过程的礼仪程式，主要分为“成妻之礼”和“成妇之礼”。“成妻之礼”先为约形成于战国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后南宋理学家朱熹把“六礼”，改为“三礼”，“自议婚而下，首曰纳采，问名附焉；次曰纳币，请期附焉；次曰亲迎。”（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乙集。）六礼（或三礼）程序完成后，夫妻可以同居。之后，要行“成妇之礼”，主要是拜见公婆、拜谒祖庙。最初，新娘谒见公婆的仪式在次日清晨进行，行庙见之礼则在婚后三月（魏晋南北朝时为三日）进行。南宋时期，新娘入门后，就参拜天地、祖先、公婆，然后夫妻互拜，从此逐渐形成一拜天地祖宗、二拜公婆诸亲以及新人互拜的新婚俗。行过“成妇之礼”，表明新娘正式加入男方家族。 中国古代婚姻主要形式为带有包办性质的聘娶婚，从择偶到成婚，由媒人与父母参预或作主，即古书所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注：《诗·齐风·南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孟子·滕文公下》。）只有经过明媒正娶、循礼而嫁的婚姻，才是合理合法的。这种重视婚姻礼仪的价值观，造成婚姻中最本质的内容，即情感和性爱被忽视，这样，女子在家庭生活中缺少或没有独立的人格，处处显示出男尊女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注：《马恩选集》第4卷第74-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白虎通·嫁娶》谈及女子人格时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男女结婚不是感情的结合，而是广家族，繁子孙，“大昏，万世之嗣也。”（注：《礼记·哀公问》。）“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注：《礼记·昏义》。）这种注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必然轻视或忽视家庭生活中的情感，仅把性爱看作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注：《马恩选集》第4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婚后，女子如有“七出”（无子、淫佚、不顺父母、多言、盗窃、妒忌、恶疾）之一条，丈夫均可休妻。“七出”是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卑微性为前提和出发点的。 宋代以后流行的典妻婚也充分证明女子受男人摆布的低下地位。典妻婚是男人用钱财租赁已婚妇女作为临时妻子的婚姻。《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比因饥馑，民有雇鬻妻子。”被典之妇女的生活是凄凉的，“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乞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注：洪迈：《夷坚志》。）虽然，元明清皆有法律条文禁止，但民间却余韵流俗犹存。其根本原因是女子地位卑微，没有人格，处于对丈夫在人身和精神上全面依附，“妾妇之道，以顺为正。”（注：《孟子·滕文公下》。）“男帅女，女从男。”（注：《礼记·郊特牲》。）女子的命运被丈夫掌握，或雇或鬻或休，皆由男子主宰。 二、由开放性渐趋保守性的婚俗伦理观 宋理宗以前，大体上婚俗伦理观呈开放性。春秋时期，男女交往是较自由的，当时有男女相会的公共场所，“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注：《墨子·明鬼篇》。）女子在婚姻上可以选择男女，有一定的自主权。“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弊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也，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注：《左传·昭公元年》。）尽管《礼记·昏义》提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之义”、《礼记·郊特牲》提出“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等婚姻观，但对婚俗的约束力不大，寡妇再嫁并不鲜见。《礼记·檀弓上》载伯鱼死后，孔子把已有子的儿媳改嫁卫国，后“子思之母死于卫”。 汉代，性禁忌观念较为淡薄，考古发现的汉代裸体人画像和塑像即是佐证。洛阳西汉壁画墓门额上有裸体长发女子横卧于树下，形象逼真、生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了3件裸体铜制人俑，从人形象看是一男二女。汉武帝姑母窦太主（馆陶公主），先嫁给堂邑侯陈武，后寡居，50余岁私幸董偃。汉武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赐给新姑父衣冠。馆陶公主死后，与董偃合葬。尽管，西汉后期刘向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收录10余位“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贞节妇女的《列女传》曾经广泛传播。东汉班昭在《女诫》中强调了“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汉宣帝、安帝、顺帝也曾颁布褒扬贞妇诏令，但上述苛刻的婚姻禁忌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认真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