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6-0098-(06) 商人作为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在中国起源甚早。商人文化与商人阶层一样久远。但殷周以前，由于载籍阙如，已无法窥其全貌。不过，最迟到春秋战国时代，有可靠记载表明，商人文化已有了较为丰富的内涵。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市场扩大，商人文化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形态也更趋完备。通过对明清商人文化特点的研究，可把握明清商人文化的本质，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进程的认识。 一 明清商人文化是明清商人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总和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是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因而，既体现了主体文化的特征，又具有某些新质。 1.重利尚义 利与义的关系，即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是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进行价值抉择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在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它的回答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由儒释道三家互补构成，而儒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影响甚大。儒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强调以道德为本位，是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自孔子开始，就高揭道德主义的旗帜，在家庭中，孝亲悌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把这种血缘亲情推广到整个社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移孝作忠。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社会履行一种伦常责任，视天下如一家，视国家如一人。且反对人们为物质利益而斗争，提倡安贫乐道，对颜回的生活态度大加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奠定了儒家的价值核心：重义轻利。孟子则说，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要人们以“养心”为务，把物质欲求纳入伦理规范之中，“以礼节欲”。宋明理学更将人欲与天理绝对地对立起来，“革尽人欲之私，得其天理之正”，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建立在农业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价值观左右着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明清商人沉浮商海，以商品交易为业，虽自小即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由于其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主体价值观采取了非全盘接受的扬弃态度。一方面，对儒家的重义观点采取认同的态度，将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市场领域，用以约束自己的商业行为。以诚信经商，缘义取利，以之建立商品经济的道德基础。如：朱文炽“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2]；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鬻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3]。汪坦“出游吴楚，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4]等。在经商致富后，更富而仁，承担对家族、社会的伦理义务，奉献爱心。韩国珍“事亲笃孝，尝贸易以供膳养。亲疾，侍药饵惟谨，祈神愿以身代。与兄同居和睦，庭无间言，及析产多所推让。”[5]庞大中父亲早逝，侍母孝，“每贸易所得必进之母，不私妻子，抚二弱弟成立，平分己产，终身无间。”[5]汪太护“尝贾毗陵，值岁祲，出谷大赈，后里中饥，输粟六百石”[6]。刘世英“业贾，勇于赴义，凡修桥梁，平道路，浚沟洫皆独任其劳。”[7]。另一方面，对儒家轻利的一面，加 以改造，不拘泥于儒家的道德教条，树立适应商品经济的观念，认为追求商业利益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是正当的。因此，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他们为了抵制牙行的欺压，官吏的敲诈，纷纷建立会馆、公所，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如仙城会馆，建于康熙五十年，其建馆的直接原因，即是“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8]。经商上海的江西商人，由同乡共业者不能划一，“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遂劝捐购基，起造会馆，制定条规，防止物品价格“涨跌参差”[9]。同时，预测市场，掌握市场动态，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并由此产生了许多经商的高手。如吴彦先“能权货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出贾者利必倍”[4]。沈存济“坐列肆，视人所弃者取之，人所取者与之。操有余以待不足，不数年，遂以财擅一郡”[10]。总之，他们冲破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樊篱，建立起了重利尚义的价值观。 2.崇人文重自然 儒家以人及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的中心，有忽视研究自然的严重倾向。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对自然不予重视，并反对人们学习技艺。如他的学生樊迟向他问“治圃”的方法，他说，他不如老农，叫他去请教老农。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样回答本无可厚非。但等樊迟出去以后，他却说：“迟，小人也。”表明了他对技艺的鄙薄态度。孟子以后，为论证封建道德的合理性，更构想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赋予“天”以道德性。孟子说：“尽心，知性，则知天。”主张通过内心道德的修养，获得对“天”的道德性的理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董仲舒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建构起“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以自然的变化无类比附人类社会，从而说明人伦道德的天然合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取代“天”。认为，“理”是自然、社会的本源，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人们只要遍格天下之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就能豁然贯通，达到对“理”的体认。朱熹的格物，主要是读圣贤之书。王阳明更认为，良知人人具足，不假外求，《六经》只是“吾心之记籍”，没有必要向外求索。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使人们缺乏研究自然的兴趣。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六经》、史传、诗词、书画等领域。 明清商人继承了这种重人文的传统，喜爱史书，潜心经学，擅长诗词，有不少人还达到了较高的造诣。程尚隆年刚十四即就贾经商，然“不废典籍，尤精左传三史”[11]。朱光宅“喜读温公通鉴，称说千百言具有条贯，学士能史者或逊其精熟”[11]；毛应镐“好读四子性理之书，勇于辟佛”[12]；唐景煌，本吴门富家阔少，因家道中衰，多次出塞，往返沈阳吴门之间贩卖人参，著有《出关诗草》，其中《出塞》诗云：“驱车出边塞，天地何茫茫。四顾不见人，千里尘沙黄。横视一气中，山海交青苍。北风裂地来，沙砾皆飞扬。严阳盛寒气，白日无晶光。坚冰不可渡，驽马停彷徨。区区衣食事，驱我适远方。白云自南来，浩然思故乡。”[13]音调铿锵，有汉魏五言遗意。李容“博览群籍，手不释卷，善画花卉山水，得方环山、罗两峰、唐朴园笔意”[14]；吕鸿章少孤贫，弃学经商，然善书法，尤工草书，时称“草圣”。[15]但同时，由于商业实践的推动，他们也涉足地理学、算学等领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矫正了传统的偏重人文的倾向。明清时期，出自商人手笔，介绍明清交通地理的书籍甚多，较著名的就有几十种。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陶承庆编的《商程一览》二卷；壮游子编《水陆路程》八卷；萧亦璋编《天下水陆路程》二卷等。在算学方面，也成就不菲，大家辈出。张四教，年仅16即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长于算学，“尤精九章算术”，对方田、粟布、勾股、高分等法，有较深的研究[16]（卷二十八）。程大位自幼颖敏，经商为业，长于算学，60岁时，写成《直指算法统宗》。之后，又删其繁芜，揭集要领，编成《算法纂要》四卷[17]，书中记述了珠算理论和方法，还包括方田、商功、方程、勾股等内容。王文素，经商直隶真定府饶阳，遂定居于此。留心算学，大声疾呼“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收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逐一深探，远细论研”，辛勤耕耘，在其年届六旬时，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40卷，内容广博，既包括珠算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又有求证方田之法，求证高度之法，求证堤坝之法等涉及近代数学的内容，网罗宏富，是我国科技史上的杰作[17]。表现出了崇人文又重自然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