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1999)-05-0069-04 游子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但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叶落归根，游子归身”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心理定势，即使是“志在四方”的好男儿，也是如此。如项羽，无疑是一位叱咤风云，志在四方的好男儿，但是，当他西屠咸阳之后，没有想到要做皇帝，却欲衣锦还乡，荣耀故里。后来，在四面楚歌、山穷水尽之时，他想的还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甚至连自己的头也向乡党送了人情。可见，游子作为文化积淀，在中国人的行为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然而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之上，又衍生出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恋家爱国和含蓄幽默的文化心理，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游子文化所应取的一个基调。 当然，在今天我们提出游子文化这一概念时，游子概念的本身已远非古代的那层含义了，本文涉及的游子主要指的是海外华人（包括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和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在海外出生的华裔）。据有关统计资料，1948年，海外华人总人数为8721000余人，到1984年已增到27887533人，36年增加两倍多。[1]，照此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迄今已逾3500万人（其中由于东南亚独立国家的出现，约有80%的华人取得侨居国国籍）。并且，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起飞，华人资本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一切说明：海外华人社会已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华人在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中将呈如何发展趋势？它对我国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所面临与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游子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来探讨华人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全世界的华人不论其国籍如何，都是炎黄子孙，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心理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把海外的游子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着一定的背景，背景不同，所产生的文化类型也都不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本特征，即被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之为文化核心。中国文化（当然包含游子文化）由于它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有自己的特点。将中国文化与西欧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显示出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的特点。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有的学者把这个网络的层次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亲缘有血亲和姻亲之别，包括父族、母族和妻族。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为父系社会，所以从这个核心扩展，便形成了以姓氏为标志结合起来的同父共祖的人群，其组织形式便是家庭、宗祠等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小同乡、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所谓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所谓物缘，则以物为对象而成立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五缘”关系互相联结，难以截然分割。古有“昨之土而命之氏”的说法，说明亲缘与地缘之不可分。海外游子正是以“五缘”为纽带，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联络感情，有事守望相助。可以说“五缘”网络形成了华人社会坚强的基石。 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表现形式的游子文化，其突出的功能便是能起调谐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既要有个体的创造力，也要有群体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在生产力尚未获得充分发达的时候，群体协同效应显得尤其重要。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不但对大陆社会起着重大作用，对近代海外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亦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中国，中国人民特别是沿海人民，因为不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压，被迫纷纷向海外移民寻找谋生之路。但是，中国近代移民的方式并非如西方国家出于政府的有计划安排，而是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其移民背景原本出于家族性，地域性。华侨社会的地域观念，方言使用是出自文化关系，而非出政治关系，权力关系。”[2](P41、5)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本位是家庭，家庭又以父族为主，所以“父兄向海外走，家庭也随之而向外走，父传子，子传孙；亦可以说：父引子、子引孙，形成一条亲族移民的“走廊”。家庭向海外走的结果，是‘家族世界化’。‘家族世界化’仍受中国文化的约束。生活资源外求，来自世界，生活精神内向，仍留中国。因此在外国有‘唐人街’，在‘唐人街’中有家庭”[2](P70、55)。典型的事例有妈祖宫庙和开漳圣王庙宇。这两种庙宇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仅台湾就有妈祖宫庙600多座。开漳圣王庙50座。还有被称为“新福州港主”的黄乃裳，1900年，他选定沙捞越诗巫地方，先后从内地招募1000多人前往垦殖，前后五年时间，历经艰辛，终于垦壁成功，并命名为“新福州”，经过历代传续，至1977年，新福州人已达七万多人，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加坡学者称其开辟的“新福州”是“华侨精神的典型”、“国际间的奇观。”[3]黄乃裳开辟的“新福州”充分体现了游子文化在海外的延续。 游子文化以伦理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一家带一家移居海外，一家又生一家落地生根，家是经济载体又是文化载体，联点为线，集线成面，由亲缘而扩大为不分姓氏的地缘，再扩大为不分姓氏、地域、信仰的华族认同与回归，于是形成了遍及五大洲的星星点点华人社会。由于过多华人在侨居国，上顶异国的天，下立异国的地，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种族歧视而又得不到祖国的援助，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和“天涯同命鸟”的团结互助，所以形成了以崇高“义统”为核心的“隆帮”精神，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兼及神缘、业缘、物缘结成各种形式的团体，守望相助，所谓“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由宗亲会到同乡会到中华会馆，一层一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的统属，而是由于文化的统合，无形之中而有形，构成了海外华人的有机整体，正如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一样，游子文化也有其历时性和区域性，特别是海外，随着多数华侨向华人转变和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现实，游子文化也必然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如何在延续中把握世界，在变异中把握延续是当今游子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