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1世纪的挑战，儒学需要审时度势，重新定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单——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各文明形态跳跃、纠葛其间所构成的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五四”以来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批判话语所范型的儒学，已经不能对应这一新的世界图景；要想把握住机会，迎接潮流，顺势起振，就必须对儒学进行新的形象诠释和身份建构。本文即在反省与检视20世纪儒学批判性主流话语的基础之上，对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儒学定位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后冷战时代的视野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所以在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此情形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识别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所列7种文明为：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略改为：中华、日本、印度教、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非洲。），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注：参阅贝克主编的《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一书的导论《世界和平——文化矛盾中的动态统一》，吴向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4页。），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到今天的“儒教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被彻底置换了，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这一变化的发生，并非是回顾历史的结果，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回应。从70年代开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到90年代中，“亚洲的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为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世界银行早在1993年便已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注：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Washington,1993,PP.66-67.）。随着经济的强盛，价值的抒发和文化的伸张日显急迫，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亚洲的声音”。在东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背后，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人们最容易把捉的共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之下，自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便被与中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儒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区域文明的标识。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83、107页。）。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又被推拥到了前台。 从表面上看，将东亚现代化与儒家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是某种历史的联想，至多不过是求援于传统的策略。但实质上，这一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最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传统。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注：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等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0页。）。90年代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它的语境已不是对西方中心的倾慕、拜服和反观自省，而是试图重置中心与边缘，将东亚价值的普遍性置于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上。萨义德指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身份建构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和‘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注：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话题重又浮现，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中找到了当下的根源性。这一阐释图景，既是我们理解儒学当代价值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对其重新定位的基本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