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临近世纪之交而引发的文化反思和展望，特别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哲学理论创新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等不同研究群落中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现择要综述如下。 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 研究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得到发展，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略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许多研究者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下简称“结合”）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而被忽视，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不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式和宣传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其本身的理论创新。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失却理论的生命力，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 有的研究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都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艾思奇、胡绳等理论工作者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问题，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运用方面初步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说明“结合”既有其现实的历程，同时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注：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有的研究者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环节和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合流，它的主要成果是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做了科学的回答，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历史观和知行观作了科学的总结。（注：陈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 有的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作为人类文化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世界性的品格，而且由于不同国度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其现实存在和发展形式又必然是多样性和民族化的。两者相结合而形成的民族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自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注：忻剑飞：“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1期。） 还有的研究者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大视野出发，论证了“结合”的必要性和意义，指出这种结合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注：汤一介：“略论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理论月刊》1987年第1期。） 许多研究者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二是从“国粹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传统文化同化、消解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要放弃“结合”这一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据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近几年来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着眼于对“结合”可能性的说明，而且包含着对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探寻。 有的研究者回顾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传入的各种西学中所以能独领风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它满足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不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恰恰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具有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则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注：李志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以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结合”问题，指出这种结合是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交融贯通的整合过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带有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同时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内在形式，又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注：何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反思”，《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指出，“结合”的根据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其次，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不仅有着悠远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而且在自然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对人类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结合”的基础。（注：吴湘韩：“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论坛》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