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1999)02-0039-06 一、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三大思潮 西方学者在诠释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型过程”时，曾将中国现代的文化思潮区别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就中国来说，他们所说的“激进主义”是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通常提到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被指为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是指以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抵抗“全盘西化”，也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派别，这里面的情况又非常复杂。他们提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极力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合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他们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是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却很谨慎、很保守，温情脉脉，谨守先业，惟恐“弃我故常”。文化保守主义本是一个描述西方文化思潮的概念。当西方学者以这种概念探讨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剖析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曾意识到二者有别：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基础是基于理性主义而完成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意义在于从文化的层面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反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危难之中，目标是谋求民族文化向近现代的转型。两者的相似之处仅在于对各自传统文化的某种肯认。西方学者正是从认同传统文化这种学思特征方面来界定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现代史上，凡在谋求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主张认同传统文化者，皆可归之于文化保守主义，并视国粹派与新儒家为文化保守主义中的主要派别。 参照西方学者的这种观念，台湾学者曾将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细别为“晚清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认为，就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而言，自“五四”运动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国现当代的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以现当代新儒家为其主流）、中国现当代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中国现当代的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可以说，这三派文化哲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大三角”。 在西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大致同时出现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正是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产生了这种一分为三的思想格局，至今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在中国，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明显地产生了类似的思想分野。我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互相反动、互相颉颃的产物，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唯物史观派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分享后的产物。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潮，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影响深刻而巨大。文化激进主义的生成是近代中国变革运动长期演化的结果，它启端于晚清洋务时代的“中体西用”思潮。晚清“中体西用”思潮具有开新和保守的双重性质，它既启现代化变革之端绪——“中体西用”论的重心与其说是守中学而卫道，毋宁说是采西学而开新——又开文化保守之先河。如果说《新青年》的自由主义运动承续了世纪初严复、梁启超启蒙之余绪，那么其“打孔家店”的反传统运动则标志着一个激进的文化批判时代的到来。随着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政治救亡的“五四”运动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归宗马克思主义，终于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分化。1919年夏秋之际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1920年底陈独秀与胡适等人的《新青年》编辑方针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分裂。《新青年》改为中共早期机关报而转移到上海编辑出版，预示着新文化运动的终结。正是在这种分裂和终结的过程中，原属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派别分化为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唯物史观派。与海内外学者对文化激进主义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正是自由主义西化派承接了文化激进主义之余绪，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将自由主义西化派又叫做反传统派或文化激进主义。 “自由主义”的词源来自于拉丁文Liberalis，原意为尊重个人自由、思想宽容，等等。故此，人们常将遵循自由主义思想原则的人称做自由主义者。西方自由主义运动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开始发生，中经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以后终于扩展到广大的非西方地区，成为席卷全球的一般思想洪流。从总体上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造成的后果，其思想源流主要来自西方，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存在着某些“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但在基本文化性格上，它却深深地烙上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印痕。他们以自由主义为理想，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进而改塑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 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政治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对西方文化无所知晓的包残守缺的文化遗老。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他们与所谓“守旧派”有相当严格的界限。所以美国学者史华慈指出：“五四时代出现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发明一个新的词汇去指称他们，并把他们和什么‘守旧派’区别开来，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1]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是文化民族主义，如费景汉(John.C.H.Fei)指出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也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阴暗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以及苏维埃革命的成功，这些都是“五四”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批判地看待西方文化并要求保持固有文化的优秀成分的重要历史背景[2]。“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并不是只有以梁漱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旅欧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鼓吹东方文化救世思想的梁启超；积极参加东西文化论战、主张折衷调和论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同调；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人士，都在当时的文化反省中力图用西方的学理来维护中国传统的价值，互相唱和，同声相应，但又属于互不统属的系统。在20年代，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曾聚集了一批相当优秀的知识分子，颇有实力和影响，但该杂志也仅维持十余年就办不下去了。在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中，能够保持一贯的宗旨，传承不绝，始终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形成鼎足之势的，唯有现代新儒家学派。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