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后殖民主义理论（亦称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批评）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注：乔纳森·哈特：《踪迹，抵制和矛盾：后殖民理论的加拿大以及国际性视角》，载《知识网》(Arachne)，第1卷1期(1994)，71页。）。这一理论的原创者为在美、英大学执教的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一书被公认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80年代后期，当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失势之时，后殖民理论便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不少论争，值得认真研究。

      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介绍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有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理论》（注：漓江出版社，1998。）一书中收入了他对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赛义德的访谈录；张京媛的《彼与此》（注：载《文学评论》，1990(1)。）一文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作了相当细致的介绍；刘禾的《黑色的雅典》（注：载《读书》，1992(10)。）一文在评述近年有关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时也涉及了后殖民理论的好几位代表人物。但这些评介当时都没有引起学界大的共鸣。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是1993年的事。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嬗变。80年代基于“现代性”焦虑而形成强劲的反传统潮流，并过分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相比之下，90年代“弘扬民族传统”成为文化的主潮，而对80年代激进的“西化”倾向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弘扬传统”因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政策而具有了权威性。这种情势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就有东方文化复兴论的重振旗鼓，“国学热”的再兴，以及文化讨论中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对保守主义的肯定等。所有这些，都与反对西方中心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理论有着一致之处，为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到1993年，这种气候已基本酝酿成熟，而赛义德继《东方主义》之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又恰巧在这一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杂志在该年9月号上同时推出了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等三篇谈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的文章，立即在读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1994年，《读书》、《钟山》、《文艺争鸣》、《东方》、《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争相刊登了王一川、陈晓明、张颐武、王岳川、王宁、戴锦华、张法、陶东风、杨乃乔、许纪霖、陈跃红、邵建等一大批学者有关后殖民理论的文章或座谈纪要，形成了一个“学界争说萨伊德”（注：《学界争说萨伊德》，载1994年5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的热闹局面。

      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两重性，也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再加上国内较长时间缺乏后殖民理论原著的译本，不少人一时难于了解这一理论的真实面貌，所以国内在引进后殖民理论之初，学者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是相当分歧的。既有人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注：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载《读书》，1993(9)。）；也有人对这一理论表示警惕和疑虑，认为“提出东方主义一说，其反动性将远大于其进步性”，担心谈论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可能会重演以民族化压现代化的悲剧”（注：分别为孙津、陶东风语，见《边缘·中心·东方·西方》，载《读书》，1994(1)。）；甚至有人把赛义德的理论说成是对中国的一种“骚扰”，写出杂文来要“萨伊德先生见鬼去”（注：小宝：《萨伊德先生见鬼去》，载上海《每周文艺节目》，1994(97)。）；当然也有人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表示对“后殖民”理论“一是不怕，二是慎用”，“应当谨慎从事，有区别或选择，不能全盘套用”（注：王一川：《不说东西而谈世界》，载《文艺争鸣》，1994(2)。）。但无论是赞赏、疑虑还是抵制，这些不同态度在一开始都带有某种情绪化的倾向而缺乏理论的思考。最初谈论东方主义或“后殖民”的一些文章，多不引证后殖民理论的原著，即偶有引用也是只言片语，很难窥见后殖民理论的整体面貌；简单化和误读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美国著名后殖民问题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曾强调指出，在深入批判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追踪后殖民概念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后殖民批评内部的构图”（注：阿里夫·德里克：《再论后殖民问题》，译文载1999年4月13日《文艺报》。）。中国学者也很快认识到情绪化的弊病和全面了解后殖民理论内涵的重要，不少人即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和评介。

      较早从事这一工作并卓有成效的是王宁。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文章《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注：载199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是国内从宏观上勾画后殖民理论概貌的最早尝试。此后，他在国内十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介绍和批判后殖民理论。1998年，他又出版了以“后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一书，该书可说是他多年研究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小结。他的这些论著，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失势之时异军突起，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斯宾格勒、德里达、巴赫金、葛兰西、福柯等），论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二重性（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并对最重要的几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和批判性研究。所有这些，对于向国内全面介绍后殖民主义这一最新理论思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