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字与实际的井，这是人们都不陌生的。即使人们在今天见到的井与过去的掘地而成的井面貌完全不同，人们口头上也还照样说着原本意义上的井，如“背井离乡”、“市井繁华”、“井井有条”、“井蛙之见”、“落井下石”、“甘井先竭”等等。在中国的历史上，井有漫长的历史，积淀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深究起来，可以看到它流延的一种文化源泉，很能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一个特殊侧面。 1.井向人们提供吃的水，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井不是自生的，而是人们经劳动创造而成。可是最初人们为什么要造井？在初民时代遍地洪荒，人们穴居野处，那时并没有井。从史料上分析，井的出现与洪水被疏导告退有直接关系。可以设想，当洪水横流遍地，初民们可以随处取水而饮，根本没有造井的必要。没有井，只有河，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井水不犯河水”的问题。传为帝尧时歌谣的《击壤歌》中有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把凿井与农耕并提的，与古书记载相符。《吕氏春秋·勿躬篇》和《淮南子·本经》上都说是“伯益作井”。“伯益作井”就是在尧时他与舜与禹同治洪水之后的事。伯益是秦民族的先祖。传说他的祖母女修吞吃玄鸟殒卵生了他的父亲大业。他曾与舜、禹先后平治洪水，“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慝”。（《孟子·滕文公上》）他又“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史记·秦本纪》）正是在平治洪水之后，他又为民造井，“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淮南子·本纪》）这是说，由于伯益造井，龙看到水源被夺走，向远飞到天上去；山川百神也逃往昆仑山栖身。伯益作井，其行为之惊天动地则与苍颉造字相提并论。由于伯益的治水、驯兽、造井之德能，禹很看重他，“禹荐益于天”，即把天下禅让给他，“禹授益而以启为吏”，也就是禹以王位传贤不传子，让自己的儿子启为伯益之臣。由于启为人暴戾恣睢，不守成命，“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战国策·燕策》），并杀死了伯益。对于伯益的失败，屈原在《天问》中十分不解，也很为之不平：“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即是说：为什么已经为王的伯益帝位被更易，而夏禹的后代却兴旺起来？在屈原的不解中深含着对夏启的不满。 2.在古代作井不仅是人民食水的进步，也是村落赖以维系的一个物质中心条件。井水是供人饮食用的，井的开掘位置一般都是选在村落中心，民居与之构成受中心辐射的地位，所以乡与井，不仅不可分，而且井又是村居的中心象征。在古代即使是邑国之民老死不相往来，本村人也难免不在井台相遇，井台自然也成了人们社交往来，沟通信息的地方。《周易·井）卦的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义为接近）至亦未橘（音“桔”，义为出）井，羸（音“累”义为毁败）其瓶，凶。”此卦辞作为本卦的主题与后边的爻辞，表述了商周时代人们关于井的意义、构造与使用的一系列经验规约。首先是井与邑的关系。“改邑不改井”，邑是城市，邑中有井，井的功能不改，井比邑的生命持久。即使城市街坊改建改观，由于井在泉上，功能还是一仍其旧。从这个意义上说，井是维系村邑之根。其次是，井深及泉而有水，养民有常，不变终始，以泉为源，常用不竭，常注不溢，是谓“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是说到井台打水的往者来者，不断地依井为用，井仍养物不穷，以其人化，谓之有常德。第三是汲水于井可以让人体悟，从井中汲水，瓶子接近出井时要特加小心，如果瓶子到了井口时发生毁败，则前功尽弃。这也是“井卦”给人的预警性的忠告。第四是井要清底修治；井水清澈，如果不被汲食，也令人感到哀叹；井修治好了，其水甘冽可用，众人仰之以济，所以应“井收勿幕”，不要盖上井口，自擅其有，自私其利；能与众共享，才可以大成大吉。这种以井之体用来对井水演绎社会人生经验的方法，的确可以给人以丰富的哲理启发。《老子·八十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种以均富博施为道德准则的社会思想，就是来自《周易·井》的哲理启示。 3.井虽有常德，向人供水不吝，但人也不能对它取之无度。据《太平御览》引《太公金匮》载周武王《书铭·书井》，就是以向井中取水为寄托，迁想到民众的赋敛：“原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据说，这是周武王承太公姜尚对他的教诲以后所作的自勉自警的七个书题之一，所表述的是：井下虽有源泉流动，但如果天时久旱不雨，井中的水也会因来源少而取者多而枯竭。这告诫人们，对什么东西索取都有一个不能违背的常理，对百姓的赋敛，与从井下取水是一个道理，也不能没有节制，否则会把老百姓榨取得像枯井一样干涸。这虽是西周的逸训，但正式收存于北宋成书的《太平御览》之中，其后的无数执政者都能见到。可是利令智昏的历代统治者，真正能记住这《书井》铭言的能有几人？ 4.造井之事肯定是先于土地财产私有制的，所以“井”卦才劝说有井者“井收勿幕”，应考虑无井者的汲水之利。最早的井田体式可能是多由此启示而来。《诗经·小雅·大田》：“有渰（音“掩”，云兴之义）萋萋，兴雨祁祁（徐徐义）；雨我公田，爰及我私。”商时以六百三十亩土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共耕公田，自田无税。周制以九百亩之地为一里，画为九区，各区百亩，作“井”字，“井”口中的一块百亩，为之公田，其中凿井；外围八块八百亩为分属八家的私有田；八家同养公田。《大田》中，“耕者九一”的隶农们怕“井”中公田里干旱无收，无法向领主交差，所以违心地盼望雨要先下到“公田”里，实际这先公后私心理是不得已的心理实际。孟子赞扬的“百亩之田”就是这种私田。这种井田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确有其推进作用。直到秦孝公时代执政的商鞅，才开辟阡陌封疆，把井田中纵横疆界为废除，承认个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广开了一条合法之路。 5.井被造成之后，它的水除了供人饮用之外，人们也从这个特殊对象与人的其他关系上挖掘着意义，延伸了其中的许多思想内涵。 孟子以掘井比做事。“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这是说做某一件事情，用力程度到了极限尚不见一点预期效益，那这件事就不要做了，如同在没有泉眼的地方掘井，掘多深也没有用；即使掘出来也是一口废井。他要人们不论做何事都要有始终如一的目的追求及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之善是高于一切的。 庄子好作反向思维，他说“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庄子·山木》）人们看到山上高大挺直的树被伐，一般都认为是伐树人的原因；甘冽的井水被汲干是喝水人的原因。庄子首先不是从取物之人的身上找原因，而是从被取的对象身上找原因。庄子是借物以喻人。要人在“殊死相枕”的危世，不要去名利场上争做佼佼者，而应知“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木》）在庄子看来，被害者都不免有其自矜自伐的招害原因，这也是福兮祸伏、成亦毁之的转化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