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荆楚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对其作全面论述，只将端午节在历史发展变化中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作为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1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蒲节、重五节等。《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者，初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月令广义》云：“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幼学琼林》又云：“端午却为蒲节。”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但就其命意而言，则显得极为单一。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端阳，因当日炎阳当空，故名之；蒲节，也是因荆楚人喜欢于此日挂菖蒲之类的植物以避毒驱邪而得名。 一般来说，年节习俗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日期，二是仪式活动，三是叙述这一习俗由来的富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传说。端午节的日期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其活动内容有裹粽子、划龙船、挂菖蒲艾蒿、饮雄黄酒等，而作为代表其节日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则有多种说法。罗列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纪念屈原。持此种观点的占绝大多数，可谓妇孺皆知。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 二是纪念越王勾践。《记纂渊海》引《岁时记》云：“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西汉《越绝书》说得更具体，认为越王勾践为国雪耻而忍辱负重，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最终复国，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 三是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故以端午节纪念他。 四是纪念孝女曹娥。据《会稽典录》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遂自投于江而死。”这里又把端午习俗解释为对孝女曹娥的追念。 五是纪念介之推。在《艺文类聚》岁时部“五月五日”条下，有一条出自《琴操》的记载：“介子绥（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原来与寒食节联系着的介子推故事，竟和端午节也联系起来而具有了纪念介子推之死的意义。 六是源于祭图腾龙。闻一多先生在他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说明，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目……端午是个龙的节目。”（注：《闻一多全集》卷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七是端午源于恶日的忌讳。五月五日，被古人视为恶日，故《风俗演义》、《论衡》、 《后汉书·礼仪志 》等书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 八是端午节由夏至演变而来。因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至于为何在夏至节有这些活动，其传说故事已不可考。 以上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物与传说之中，这种文化意义的选择、走向和定型是如何完成的。 闻一多先生详细考证后得出结论，端午节远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代一千多年，吃粽子的风俗恐怕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形成。继而闻一多先生指出，端午是源于吴越民族的祭图腾龙。在远古时代，龙是人们由产生恐惧感而产生崇拜信仰的对象，龙舟是想象中的龙的具体形象化，这反映出尊神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程度还很落后，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只有凭借想象并把想象转化为一种变形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揭示大自然的面目，于是，龙舟竞渡从对龙的祭祀仪式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众娱乐习俗。然而，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如果不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所代替，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许多古代习俗之所以不再流行于现代民间生活，也正是因其原有文化意义逐渐在民众中淡忘所致，至于像寒食节风俗相传是为纪念被烧死的介之推，而现在清明节取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天为烈士或去世的亲友扫墓，以表示纪念之情，很自然地完成了其节日的文化意义转换。实际上端午节并没有因意义转换而流于娱乐性习俗，而是逐渐从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英雄式人物的纪念。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几种对人物纪念的说法。 2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有关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屈原寄楚国的振兴于楚王，以图统一中国，他担负着一个体现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大势，而又不得不归于失败的历史使命。历史的必然要求（统一天下）和承担这个要求的英雄实际上又不可能将它实现，这使愿望和效果、使命和前途、个人与历史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冲突中，屈原对自己的愿望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要将其付诸现实，为自己的“美政”理想上下求索，哪怕是经受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而始终不渝，这更加重了悲剧的浓烈色彩。忠臣伍子胥遭受诬陷，自杀身亡，被吴王夫差将尸体抛入钱塘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悲剧，“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命运无可避免地落到了伍子胥的身上，以龙舟竞渡的形式来纪念他，表达了人民对遭受悲剧命运的忠臣的同情。越王勾践体现了悲剧中的崇高精神，他在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体现了人物身处苦难，矢志复仇的韧性美。介之推被活活烧死，本非晋文公之所愿看到的结果，但有功之臣不被赏，其生命却遭到被摧残而毁灭的悲剧。曹娥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也许会淡些，但不可否认在她身上也体现出悲剧性，她异乎寻常的执著孝顺曾震撼过许多人的心灵。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和这一节日文化主题的变奏：即由对神性的崇敬向人性的尊重的转变，由祭图腾龙到纪念世俗性人物的转变。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他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积淀以具体代替抽象的存在。屈原爱国、忧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楷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被人们热爱过，这种热爱的前提来自屈原对人民、对国家的强烈热爱之情。在爱国忧民前提下寄希望于君王的忠臣形象也适合了统治者的心态，在封建权力话语系统和民众话语系统中都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伍子胥的忠诚、勾践的奋斗精神、介之推的至死不渝、曹娥的孝顺，历来都是为人们所称颂的。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显得非常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