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世纪即将到来，中国的经典文化与经典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当代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使思想文化领域获得空前解放。但中国毕竟是个积淀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文明古国，目前改革的实质便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而农业文化的顽固自闭与巨大惰性不断干扰和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代落差。 首先，当我们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西方工业文明早已走出成长期，步入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而工业文明也日益暴露出许多弊端。也就是说当中国社会终于确定了现代化目标时，这一目标却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自我革新的价值系统了。历史和时代的落差使当代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权威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其次，近年来卫星电视、影视制作、计算机应用等现代媒体工具在中国迅速普及，并很快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发展。但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系统内部的巨大落差：即物质文化的迅猛前进与精神文化的相对滞后。很多人已经享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但其思维、行为方式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伴随这两大落差的是后工业文化思潮的侵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此外高科技传播手段也为西方社会强制性的文化侵略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都使后工业文化进入中国成为可能。后工业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象征。与工业社会中大多数劳力从事摄取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的工作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服务行业成为支柱产业，信息技术成为各组织内部掌握权力的源泉和标志——技术不再与主体保持主客体关系，它已发展成为空前独立的自主系统，支配着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它是后工业社会的新意识形态。然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却并不具备滋生后工业文化的温床，因此后工业文化仅仅是以一种大文化背景、文化情绪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它是中国与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在共时状态下的文化遭遇。 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宽容。多元的生存模式、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禁止，而是被默许甚至鼓励。于是当传统文化、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化同时进入人们生活时，中国当代文化便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使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工业、后工业文明在中国呈现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 首先，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在中国过早地展开。西方理性至上的技术理性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曾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中国由于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使它在现代化伊始便出现了技术理性与“天人合一”精神的冲突。这冲突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着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异化，但同时也因对工业文明的拒斥而干扰着现代化进程。其次，当今西方一大批有识之士早已看到技术理性对人性的损害，因此他们号召返回自然与诗性的世界。这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似有某种契合，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观与以民主、科学为内涵，以对现代工业文明反思为前提的“返回诗性”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可人们却常常错误地将这二者等同起来，似乎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地具有谐调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文化功能。这种误解很容易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坐标以过去为价值导向。再次，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大众媒体迅速地发展起来。张艺谋、冯小刚等一大批导演在影视制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制作意识，电视节目也摆脱了单一模式走向由电视剧、焦点新闻，综艺栏目组成的全方位视听系统。而面对众多有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家长特权正在消解，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后工业文化情绪。因为后工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便是单一传媒中心与官方广电网络核心地位的动摇。节目播送者只要买下卫星的一段时间，便可得到遍及全国的有线电视网，然后向他选中的系统播送节目。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在后工业社会，“新艺术的各种技巧（主要是影视和现代绘画）缩小了观察者与视觉经验之间的心理和审美距离。”它们“按照新奇、轰动、同步、冲击来组织社会和审美反应。”（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1页。 ）结果接受者和艺术文本间的艺术张力被压缩到零度，经典艺术的创造精神与体验感悟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快感冲动和攫取欲望。它在客观上培养了一种大众化的审美习惯，同时也在消解着经典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系。 3 中国当代的新文化格局内部充满了矛盾，也正是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作用下它才显示出与经典文化格局的不同之处。 新文化格局中涵有大众文化的当下快感性质。大众文化在消遣娱乐的过程中凭藉话语的诱惑力培养了消费者的情性。人们不再追求人性的意义与传统审美价值。放纵与宣泄成为大众文化的情感表征，在摇滚乐的狂响与嘶叫中，一切传统的艺术规则与社会规则都消失了。类像与复制也是新文化格局的一大特征。类像是指那些没有原作的摹本。照片、机械复制及大批量生产的成果都是类像，而非真正体现个人风格与创造精神的原作。在类像面前现实的真实感变得恍惚，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千篇一律的形式化世界当中。（注：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5页。 ）类像复制还将导致文化的快餐化制作，文化产品极可能堕落为捕风捉影的新闻写真，插科打诨的街头小报，从而失去文化产品特有的价值。在以当下享乐与瞬息快感为特征的大众传媒的诱惑下，历史的观念也在逐步淡化，并沦落为一大堆枯燥的文本、档案和历史照片。当前文化市场上很多历史读物如《老照片》、《旧报纸》、《红镜头》等，虽然固定住了历史的某个阶段和时刻，却并不能令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深邃，因为它们“把历史变成历史的形象，这种改变带给人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82页。）。与这些历史画面的装订本相比，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或许更能唤起人们真实的历史主义情怀。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广告占据了一系列传媒网络，成为大众文化的权威话语。广告话语中潜藏着对欲望无限制的满足与追求，其乌托邦式的许诺麻痹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广告话语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将对精神世界的麻醉引入到消费市场当中，这便使纵深精神世界的过程变成了游戏理想、游戏人生的过程，而广告话语与艺术话语的联姻也造成艺术话语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