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众多的分析、研究者中不乏褒者，更多的则是评头品足甚至贬损，本文不涉及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客观描述，表明尽管大众文化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不完全相同的两条路径，但都反映出大众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西方话语中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在西方发生、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发的。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密切相关且同样重要的消费革命，产生了工业社会和现代消费社会，其生产和消费对象的构成由物质产品发展到包括精神文化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这是大众文化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有限的闲暇时间活动被教会和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没有文化接触的可能，也没有一个为二者间的鸿沟架起桥梁的中产阶级，精英无视大众的文化，大众也无法了解精英文化。当中无产阶级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毫无疑义的统治后，才开始有了现代形式的大众社会出现，与大范围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相联系，传统的艺术家不必仅仅取悦于少数富有的或有权势的资助者，而是要满足日益众多的、更“普通的”人的需求。（注：参见Norman Jacobs,(ed.) :Mass Media in Modern Socitey,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P45—46,P70,P74,P88,1992.） 具体而言，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同西方社会中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几个变化分不开的。这些变化主要包括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充裕的闲暇时间、“富裕社会”的形成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几个方面。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行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从此，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这次新的工业革命以1844年第一条电报线路的诞生为标志，而开创了现代通讯的新纪元。自此，文化传播进入了电子媒介的时代，以电报为肇始，大众文化传播载体的生产日益与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重合，同时新产生的传播媒介也不可避免地增强了文化和传播之间的亲和性，大约从电影兴起时就有了“大众文化”这个词今天的含义。由于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电报业、音像业、电影业、广播电视和电脑业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工业，也使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因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大规模发展更拓宽了文化工业的覆盖面，并逐渐取代广播和电影而成为大众文化领域的权威。 经济的发展还使人们享有充裕的闲暇时间成为可能，在时间维度上拓展了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及其不断扩展，体力劳动一步步得到了解放，即使缩短劳动时间仍能保证资本家利润的增长，加上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化潮流，作为大众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逐渐缩短到较为合理的长度，闲暇时间开始增加。充裕的闲暇时间造就了大量渴望轻松信息并乐意为之支付的观众的存在，这些潜在消费者的存在和需求又促进了一群以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己任的专门人员的产生，闲暇时间不仅为进行大众文化消费提供了时间上的余地，而且提供了思想上的空间。同时，大众文化也满足了大众闲暇时间的文化消费需求。 欧美、日本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进入“富裕社会”，为消费大众文化提供了财力支持。西方“富裕社会”同时也是“大众消费社会”，其视消费为“美德”的观念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起了刺激作用。从19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消费理念，改变了原来与封建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消费模式，发展为以金钱而非地位和身份为决定性因素的消费。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消费的出现，除了技术革新带来了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普及以外，还有三项社会发明，第一项是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使过去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和身份象征的汽车变成了廉价的必需品；第二项是市场的发展使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手段科学化；第三项是分期付款购物的推广，刺激了消费行为和欲望（注：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3页。）。 这些都导致曾经广泛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气质之间的对应关系已不复成立，而这种消费方式正适合大众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广泛人群进行同样传播内容的大众化特征。 二、中国话语中的大众文化 中国话语中的大众文化首先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是一道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潮而呈现于国人视野新的文化风景线，同时，无论说是对外来文化难以避免的误读，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难舍难分的情结，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烙印的大众文化。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固然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必展的结果，但是除却其现代商业化的外衣，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寻觅到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俗文化，以及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3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艺”等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并非是“我们祖上也曾阔过”的虚骄，而是因为与大众文化在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详见第三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建设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任务使然，即文化要面向人民群众，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正是这一任务把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化方式联系在一起了（注：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强调：发展文化事业、繁荣艺术创作，把更多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衡量文化工作成绩大小和为国家整体事业服务得如何的主要标志，是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见《人民日报》，1998年4月6日，第5版。）。 过去我们所说的“大众”基本上等同于“劳苦大众”，不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外的成分。如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里的“大众”特指文化水平低的贫苦的劳动人民，这些是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在建国50年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了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能再对“大众文化”中“大众”的含义作“贫苦的”、“卑微的”解释了。当代大众文化的受众范围大且不固定，包括了所有介入大众文化交流过程并接受大众文化传播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