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7.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1999）04—0005—0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精神，揭开了中国文化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新纪元，至今仍是指引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旗帜。 作为“五四”新思潮核心观念的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而是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新观念。儒家经典如《尚书》、《左传》之类书中，也曾有过“民主”字样，（注：例如《尚书·多方》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因而成汤便“代夏作民主”。）但所指乃是民之主，是君主或帝王，与今之民主完全背道而驰。至于科学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则未之前闻。直到19世纪中叶，列强以舰炮轰开古老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方由西方逐渐输入民主与科学的新观念。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都曾介绍宣传过西学的民权与科学；而以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成绩最著。他不仅认为“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注：严复：《法意》按语。）而且提出过“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卓越论断。（注：严复：《原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不仅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和实践的先例。 然而，民主与科学观念，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程度不同地打了折扣。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未脱封建传统文化的藩篱。康梁辈自幼深受封建教育的熏陶，维新运动并未超越洋务派张之洞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路。梁启超便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叙》。）严复亦深信“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也”。（注：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康有为虽然借儒家经典为幌子宣传西学，但开口圣人，闭口孔子，后来则径直尊孔子为教主。而他们对于西学的了解，除严复外，主要依靠当时同文馆、上海制造局及外国教士所译的西书。梁启超说自己“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按：指翻译者），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而康有为也是“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他们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自然难以深切。故梁启超后来总结说：“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烈，固宜然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革命党人的代表孙中山，曾周游欧美三十年，对西方民主科学的了解较维新派深切得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贡献也更大。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气味，如《国粹学报》及神州国光社、南社中人，大多是民族主义的种族革命论者，又都是国粹保存论者。孙中山也说自己“于圣贤六经之旨”，“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并把“泰西治国之规”与中国古代的“唐虞”相提并论，谓其“深得三代之遗风”。（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到他晚年重新讲解三民主义时，更多夸赞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复古保守倾向更有明显表露。（注：参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五、六讲。） 其二是忽视个人自由。严复所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观点，对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表述非常准确而深刻，可惜在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维新派宣扬民权，却并不看重个人的自由。例如梁启超从其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出发，虽然也宣传过自由，却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甚至说如果以个人自由为自由，“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孙中山同样以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讲他的民权，竟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所以成为一片散沙；“由于中国人的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因此自由“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这类的说法甚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观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大都留学欧美或日本，大量甚或直接阅读西方著作，亲身体验西方民主、自由及科学昌明的伟大成就，或目睹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维新的巨大变化，因而对于民主与科学崇信的诚笃，了解的深切，显然继承而又远远超越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 首先，用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价值重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特征。陈独秀指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他批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及后来的一些人，把古代中国的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传统观念看作现代民主精神的论调，指出前者是“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与西方“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持的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态度，从价值体系上作整体性否定，与局部性肯定其优秀成分并给予历史的适当评价，二者辩证统一；因而主张分清“国粹”和“国渣”，（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在大力批判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整理国故”和正确评价旧文化优秀成分的工作。故说“五四”是整体性反传统则可，说其“全盘反传统”则有悖于历史的真相。 其次是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和最重要的现代性品格。陈独秀曾指出宗法制度有四大恶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正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的长期统治与传统文化长期熏染之下，中国人只是为人子，为人臣，驯养出一种服从的、奴隶的子民意识，“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注：鲁迅：《灯下漫笔》。）“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则以现代人的意识取代子民意识，大声疾呼人的解放，为个性的自由发展，为思想言论自由而斗争。他们强调“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注：陈独秀：《人生真义》。）而“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养成个人独立自由的人格；如果“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便“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这些见解正是对严复所提“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继承与深化，又是对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忽视个人自由的反拨，从而达到了以个人自由为民主政治之根本的现代民主观念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