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浪潮的风云激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被卷涌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作为一种以“消解”为主要特征、并且消解性极强的文化形态，也正消解着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从而对世界性文化格局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我国，这种影响已日益明显。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我国文化界不时有一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涌动。有些看法颇为流行，比如认为当今经济、文化的发展日益全球化，我国经济呈多元发展趋势，并寻求与国际接轨，那么文化同样走向多元化，并寻求加入世界潮流，而当今文化主潮便是后现代主义；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除了归于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似乎便别无选择，便要落后于时代。有的在文化研究中极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诸如解构主义、个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等；也有的将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贯彻在文化实践之中，消解意义、消解价值，追逐平面化、零散化，使文化活动游戏化、商品化和享乐化，等等。面对这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汹涌漫延，我们该如何认识它，该采取怎样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作为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确乎是西方社会比较时兴、也比较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形成发展自有其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或许也比较适合当代西方人的文化需求。至于说这种文化形态是不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是否必定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也许就值得怀疑了。且不说我们该怎么看，即便是西方学者从他们的文化立场来看待，也并不是都取肯定态度的。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是建立在自由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1）这是一种“个人至上”的文化， 追求无拘束的个人自由，在主题上“它坚持自我的绝对专断，强调人不受任何限制，迫切寻求超越。”（2 ）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享乐主义即自我满足，反美学，反文化，缺乏应有的价值信念，因而“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人们企望从文学艺术中寻求刺激和意义，以此顶替宗教的作用。这种努力已使现代主义变成了当今的文化模式。然而现代主义也已衰竭。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以幻觉拓展意识的无穷疆界）仅仅是在对个性的抹杀中努力地分解自我。”（3）还有， 现代文化的再一个特点是“缺乏中心”——因为过于强调消解，强调自我表现和文化个性，充分多元化的同时就是彼此缺乏沟通，彼此隔绝，这样就使“现代性本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代主义在巅峰时期的所作所为就是抛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运动（而且每个运动都有一篇宣言）：未来主义、意象主义、漩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现代主义既新鲜而且又是新闻。它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然而这些‘主义’现在成了‘明日黄花’（或者如一句俏皮话所说的那样， 所有的‘主义’〔isms 〕现在都成了‘过时论’〔wasms〕）。没有中心；有的只是边缘。”如今，“不论国内， 还是国际，现代主义文化都缺乏中心。”（4）所有这些， 都会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危机，“从长远看，这些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Carpe diem〕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这些问题都不在于机构的适应能力，而关系到支撑一个社会的那些意义本身。”（5）按贝尔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文化还是需要建构， 需要信仰和中心，“哪里有中心，哪里的人能在紧张的相互作用下造成活跃的气氛和竞相努力的集中效果，哪里的文化就会欣欣向荣。”当然，贝尔为西方社会所设想的出路，是“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是否行得通，则又另当别论。 另两位西方学者德路兹和加塔里在《反欧狄浦斯》一书中曾把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描述为这样几个阶段：在造化之初，世界上只有某种原始的流，一切都没有形态。当这种原始的流开始被组织起来时，出现人的生命和社会文化形态，此即“规范形成”时期（Coding）；到神圣帝国时代，进入“过量规范形成”时期（overcoding），即在原始社会规范之上又加上大量规范，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体系，可称作“专制的指符”（ despotic signifers ）； 资本主义时代是“规范解体” （decoding），即摧毁一切神圣的东西，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衡量、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神圣的价值的客体；此后，人们为了寻求补偿的途径，力图重新创造一种规范，但已无法回到过去的社会体制中，而只能从个人的立场去努力，去建立一个局部的、具有鲜明个人性质和主观色彩的领地，这称作“规范重建”时期（rocoding）；与此相反，一些人以更激进的解决办法，采取极端反叛的形式立意消灭所有规范，回到规范和科学产生之前那个原始流时代，这是些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尼采式的超人——这是本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4页。）当代美国学者詹明信在引述以上看法后概括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明之，那就是，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或者各种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归到原始流时代的理想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一切新的特点”。（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这些特点诸如追求“新的平淡感”：“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又如“破碎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转变，就是从 ‘蒙太奇’ （montage）到‘东拼西凑的大杂烩’（Collage）的过渡”，或者可称为“符号链条的断裂”（拉康语）；（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