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加特文化研讨会是一个为了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面向全世界的国际性论坛，其目的也是为了发展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思想而提供一个进行多元文化、跨学科对话的讲坛。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海蒂·齐格勒博士，她曾任斯图加特大学校长，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不久以前她同德国几家大公司和财团合作，建立了德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国际大学，她任校长。 自1991年第一届研讨会以来，斯图加特文化研讨会一共已举行五届会议。第一届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的终结：新方向”，第二届的主题是“大学的现状和未来”，第三届的主题是“文化与想象”，第四届的主题是“重写历史”。每一届都由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担任主讲，参加过前四届的知名学者和作家有：英国作家兼学者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德国批评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加拿大小说家蒂莫西·芬德利、美国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作家约翰·巴思和威廉·加斯、作家兼学者雷蒙德·费德曼、印第安人作家杰拉尔德·维泽纳、《现代小说研究》前主编、批评家帕特里克·奥唐奈、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哈里斯等人。 同前四届一样，1998年8月3日至14日的第五届研讨会也在斯图加特北面约12公里、风景秀丽的蒙里帕斯湖畔举行。参加会议的30人来自世界五大洲14个国家和地区。主讲人有五位，除上面提到的威廉·加斯和帕特里克·奥唐奈外，还有南非诗人、南非纳塔尔大学教授布雷滕·布雷滕巴赫，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迈克尔·霍夫曼和当下在西方批评界大红大紫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霍米·巴巴。每天上午由一位主讲人发表一篇演讲，然后围绕这篇演讲进行大会讨论。下午则分成小组继续进行讨论。 第五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的可译性”。除了霍夫曼讲到了文学翻译与文化的具体问题外，其他几位的演讲主要都是关于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的问题。霍夫曼出生在德国，很小就随父母移居英国，并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从小就生长在一种双语的环境中，在学校讲英语，在家说德语。他用英语写诗歌，曾多次获奖，是一位声誉正隆的青年诗人。他翻译了二十多部德语小说，包括卡夫卡、约瑟夫·罗特和沃尔夫冈·克彭等人的作品。在这次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一个翻译者的自由》的演讲。他说，他有一个真诚的愿望——用“使命”一词也不过分——向英语读者传播德语文化和德国历史。他对德国的事情感兴趣。他选择翻译的许多作品都是揭开德国的面纱、从内部揭示它的尝试，它们是由目光敏锐、带着毫不留情的批判观点的作家写的。在谈到他为什么不翻译诗歌而翻译长篇小说时，他解释道，长篇小说有许多因素是译者无法改变的，主题、情节和人物等都是不会改变的。因此，长篇小说有着“一种约束力”，使他“保持诚实”。他不信任自己能同样“诚实地”处理大多数诗歌，他通过把它们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必定会扭曲原诗。他认为翻译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文化的翻译——要把与作品的文化相关的种种关系和情况的整个系统翻译出来。这不是如本雅明所说那样，是一件“系统地发现德国语言的最具希腊特色的角落”的事情，而是要“提供德国语境中的英语”。霍夫曼用比喻的方式说：“你看见的路标全都是德语写的，然而你却准确地知道要到哪里去。这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故事中那个最小的儿子突然明白了那些鸟在说什么，它们讲的是英语。” 加斯演讲的题目是《转变》（“Transformations”）。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对大自然的尊重先于每一种文化。一旦文化与自然分离，一旦文化发展成可以被“翻译”进入一种不同的语境的独立实体，就会发生两种情况：文化就成为可以输出的，输入的文化会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除非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否则其中的一种会容易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而且受到损害的文化会发展成这样一种文明——它反过来可能破坏大自然。在过去若干世纪，这样的变化进展得较为缓慢；然而在二十世纪，由于新技术的大量出现和飞速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这种文化与自然分离、文化日益趋同于所谓的文明的进程似乎是不可阻止的。 布雷滕巴赫演讲的题目为《来自中间世界的笔记》。他谈到了“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因特网，“中心”正在重新界定、重新组合、重新形成轮廓。同时，世界出现了走向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边缘”在运动，在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和提出新的争论。“反对力量”（counter-forces）在持续不断地出现。他从他自己个人的特殊身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间世界的人”的特征作出了系统的总结。这些特征主要是：具有冲突的身份关系；在文化上是一个“杂色的人”；有着成为他者（Other ）的意识并为之而骄傲；他是一个“流浪思维”（nomadic thinking）的实践者，即使他并未到处流浪，但在心底里他是一个流浪者；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他将是一个“南方人”（Southerner）；他有责任创造思想——重复已知的安全做法对他来说是不允许的；他对“变形”（metamorphosis）有一种特别的着迷；对于他，文化是有关食物、市场、街头生活、饮酒聚会的事情，并且他对衣着有强烈的兴趣，他对音乐厅和学术界没有那样大的兴趣；对于他（她），形式——更确切地讲，姿态——同内容一样重要，他将通过模仿去学习“东方的”（Oriental）方式；……他将认识到同其他“中间世界的人”的亲密关系，他们有着一种共同遵守的准则。布雷滕巴赫例举出的“中间世界的人”有：爱因斯坦、曼德拉、昆德拉、奈保尔、拉什迪、赛义德、霍米·巴巴、贝克特、卡夫卡、中国诗人寒山和他的信徒美国诗人斯奈德、福科、弗朗兹·法农、高更等。 奥唐奈演讲的题目是《棘手的文化》。他首先指出，文化研究的主要功用之一是要使文化的一切和所有文化成为可以阅读的和可以翻译的。接着他对西方流行的关于文化本质的看法作了如下的归纳：1.一切文化的表现都是“文本”，都可以作为文本来阅读和阐释。2.在后现代时代，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导致距离拉近、混杂化和透明化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会使不同文化之间产生一种理想的流动性，并会产生消除棘手的文化差异的许诺。3.“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从消极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是随着“主流”文化和“少数”文化接触、通过征服和吸收而来的一种现象——是对开放的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征兆）。奥唐奈提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文化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和可读性（readability）是可能的并且是更理想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空前的文化冲突。在考虑“棘手的文化”时，他不把“文化”视为背景或者进程，而是看作“相互冲突的欲望和能量的‘征兆场’（symptomatic site），这些欲望和能量是叠盖在身体、文本、客体及社会政治结构之中的”。同时，他把“历史”视为上述因素的“关系的比例或者有约束力的逻辑”。他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本雅明的论述来讨论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他说，“本能的敌对行为是棘手的和无休止的；‘文化’是贴在历史创伤上的创可贴，当社会崩溃时，人类使自己受伤”。他进一步说，“在本能的、互相自我毁灭和文化的自我保护之间的战斗的结果还很难预料，从广义上讲，对这场战斗的记录便构成了历史”。他认为詹明信和霍米·巴巴是两位关键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他们的观点是文化的可读性依靠要调解棘手的文化差异的愿望。根据詹明信的观点，文化是可读的，因为它通过文本、客体、意象、劳动和娱乐的场所展示了它自己。他把当代文化视为“后现代的拼贴”。巴巴则把文化读解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民族的叙事”。最后，奥唐奈认为，下一阶段的文化研究可能被迫从哲学和方法论上朝着超越文化的可读性问题的方向发展；将来文化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将涉及到棘手的文化差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