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层面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化。尽管全球化的经济方面（生产、投资、金融、市场等）引人注目，但我们更要看到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对战争与和平，对地区冲突、种族运动、暴力犯罪、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潜在意义。对北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是新的世界秩序的目标，通过明确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强权战略，以适应这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巩固地位和增加影响的需要，增进全球少数特权者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包括拆除国际商业和投资中的人为障碍，提供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新老问题的手段，使全球化符合它们的利益。为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更有力和更成功地对全球化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不仅通过积极的国内政策，而且在世界决策舞台上担当更积极的集体角色。 南北关系的概念和由来 南北关系泛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南半球，所以称为“南方国家”，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处于北半球，所以称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又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非工业化国家、贫穷国家、落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北方国家则又被称为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富裕国家、市场经济国家。 南北关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南北关系是从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而来的。南北关系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核心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战后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南北关系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南北关系的根本特征是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不平等，包括国际生产和贸易中的不合理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中的从属地位。南方国家主张通过南北对话来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南方国家出现政治民主化浪潮。经济上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或混合经济政策，经济增长较快；政治上结束一党制和强人统治，普遍采取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确立法治体制。但南北关系并未出现松动，南方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处境依然艰难。 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中的主权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但是，全球化进程在60年代以后的新变化挑战了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为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以及个人和国内团体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这种削弱主要表现在全球化从两个方向向主权民族国家提出挑战：一是通过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从外部发起的挑战；二是通过部落主义和分离主义从内部发起的挑战。这种寻根本土意识的地方主义并非要取代国家，而是对抗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破坏其基础，削弱民族国家的整合力，使国家失去凝聚力。这样，主权国家正失去其作为惟一权力机构的地位，“在国内，发达国家正迅速成为多元的组织社会。在国外，有些政府功能正在变成跨国的，有些变成地区的，还有些正在部落化”。（注：[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全球化使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即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面临两种不同方向的转移：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使国家对外独立权受到侵蚀；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使国家对内最高权受到侵蚀。这种转移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发达国家在国际上利用它们的整体优势，通过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七国集团、北约、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下进行国际干预，从而强化了北方国家的整体“主权”；在国内则通过“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不仅由于国内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地方分离主义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而且对外独立权在全球化过程中慢慢磨损；不仅单个国家的对外独立权由于缺少经济保证而逐渐软化，而且因为南方国家的国际组织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作用下降，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减少，使南方国家的整体“主权”减弱。 因此，面对全球化趋势，北方国家倾向于超越国家主权，南方国家则倾向于加强国家主权。冷战结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成为惟一的霸权。到目前为止，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运转建立在北方国家在处理南方事务时的高度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一个信号和迹象是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强有力的扩张，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的被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