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来北大，专门参加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建院5 周年及她的前身国际政治系建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研究工作特别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上，做到“不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今天不想对国际关系做详细介绍，因为大家对此都很熟悉。我只想提出一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供大家思考。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非常快。要跟上这个形势的发展，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实是不容易的。搞外交也好，搞国际问题研究也好，都要考虑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 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方面，现在是信息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数量和它的覆盖面，比过去是大得多了。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时候说这个话有些不切实际，有些吹牛。但现在，如果我们多加注意，完全可以同步跟踪天下大事，及时地掌握形势，这一点并不夸大。甚至可以说，现在人们遇到的问题经常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真实的信息、被歪曲的信息，以及各种误传、误导都会有。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反而增加了困难：不是材料少了，而是材料太多。新的形势对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能够作出快速反应。要很快地了解情况、很快进行研究并得出应有的结论，及时作出反应。由于处在信息社会，任何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做研究工作、外交工作的同志，如果反应迟钝，就很可能会陷入被动。另外，现在的整个信息是开放的，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也增强了。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客观上人人都可参与，外交的事情和内政交叉在一起。所以我们作出各种判断、反应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外的反应，也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应。换句话讲，我们的外交行动也要能够得到国内广大公众的支持。不仅仅要考虑能否在国际上得分，而且也要考虑是否能在国内得分。当然外交是国家的行为，有许多暂时不能公开的内部活动需要保密。但是能公开的就必须让人了解。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现在标准要大大提高。研究要有材料，但正如我刚才谈到过的那样，如果说过去信息匮乏，没有办法进行研究，现在则是信息爆炸，材料非常的多。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要害。就要求我们研究工作人员具有真正的高水平、高素质。特别是要看到信息中也有各种假新闻、假材料，对人会起到一种误导、诱导的作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制造谣言。现在就有专门制造谣言的报刊和信息来源。过去说“谣言可以杀人”：它虽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如果谣言多了，就可以起这个作用。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成为真理”。你不相信吗？但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说到最后曾参的母亲也会相信她儿子杀了人。所以我们要借助信息来了解情况，但对信息又需要分析。实际上现在信息也还是有垄断的：虽然表面上是自由地发布、自由地接受的，但终究是谁的钱多，谁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发布自己的信息。它整合了发布的网络，当然它的发言权就大，声音就高，听到的人多，它的影响就大，所以信息也有霸权。美国现在对比尔·盖茨起诉，说他垄断，这是从技术上来讲。但人们为什么不注意到信息的内容也可以垄断这一事实呢？只要能快，能先入为主，能做到铺天盖地，就会形成一种巨大可怕的力量。大家开始会有些怀疑，慢慢地也就人云亦云了。这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主导媒体、塑造舆论，就是渗透、影响，就是抢占先机。所以谈到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当前的外交，我觉得信息社会这一点是当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冲击，对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冲击。对此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考察：首先，跨国公司、跨国企业的运行超越了国界，跨国公司的总产值现在已经大体上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40%。而境外投资的90%、内外贸易的60%也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这个新情况说明跨国公司的运作、经营超越了国界。其次，世界市场的容量和范围比以前有空前的扩大。如果20年前每天的世界外汇交易量大概是100亿美元的话， 那么现在每天是15000亿美元。1970年时， 全球的出口量大约占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现在则达到了24%。所以可以看到在世界的范围内，不管是进出口贸易的市场还是外汇交易的市场、投资的市场都大大地扩大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对经济信息资源的推动更为资本和货物在全球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另外，经济运作的规则，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许多规范，都趋向于统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也使得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应该说美国率先进入了新经济，它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明显地处于一种主导的、领先的地位。美国的经济有109个月或者说110个月一直维持着景气的状态，这大体上就是10年。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也在加速内部调整，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来争夺新兴市场。一些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后面，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使他们的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而这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政治的不平衡发展，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 第三个方面是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许多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我认为宗教、民族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在当前又热起来了。有人这样分析：历史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大力向外传播，经常发动圣战；然后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这次高潮持续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动荡与战乱。第二次高潮是近代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借助本土国教反抗传教的殖民主义者。而现在是第三次。波黑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科索沃危机的起源是东正教的塞族和穆斯林阿族的斗争。其他如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的冲突都和宗教背景有关。所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将来世界上注定会发生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宗教、三大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们难以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宗教问题也好，文明不同也好，如果处理得法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二是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三是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四是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五是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感情有时起的作用会相当大。宗教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我们看到印度教徒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搞麦当劳快餐店。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中，当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往往使得原来得到控制的、得到处理的、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爆发，宗教、民族问题会突然变得重要、敏感起来。但宗教问题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关上很难，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办不到。再加上有的国家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也使矛盾更加激化。经济的贫困、政局的不稳也可以成为宗教矛盾的温床。应该说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现在经常讲2000年到来了，世界新的第三个千年开始了，这就是从宗教概念上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不止两千年，要长得多。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化，都要经历发生、生长、扩展一直到灭亡这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国家来讲，宗教的历史应该说是更长的。所以宗教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最近教皇对罗马教会两千年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忏悔，请上帝宽恕。他说罗马教会犯了七大罪状：第一是强迫教徒忏悔；第二是十字军东征并设立宗教裁判所；第三是导致基督教的分裂；第四是敌视犹太教；第五是强行传教；第六是歧视妇女；第七是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教皇承认这七大错误并进行忏悔，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宗教所起的帮凶作用。他也没有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主办教会，选出来的神父、主教请梵蒂冈认可，梵蒂冈采取的态度是罚绝，绝对不承认而且还要处罚，处罚到断绝关系。这是梵蒂冈的一个错误，但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当然罗马教会可能不止犯了这些错误，还有其他错误。实际上教皇承认错误的目的是希望保持基督教的统一，加强梵蒂冈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