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24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以下简称“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尤其是亚洲、太平洋地域国家和人民的不安。本文拟就“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出台的国内外背景、具体内容、实质与要害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做出分析评论。 一、冷战后，美日亚洲战略的转换 1995年，美国依据“世界新秩序构想”战略，把“地区不安定因素”划定在中东和远东两块地域，设想在不久的未来可能发生第二次“海湾战争”或“朝鲜战争”，因而抛出一份《东亚战略报告》，建议日本政府对“日美安保条约”予以“新的定义”。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龙太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的指导方针，将“日本有事”扩展为“日本周边有事”，将“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于是，日本政府未经国会的批准就开始了运作。1997年9月23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笼，规定了一系列与现今宪法有悖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随之，“周边事态法”、“自卫法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改定案）正式出台。表明了日本政府决心放弃“专守防卫”的旧日美安保体系，积极追随美国之后，以“地域干涉”的日美军事合作姿态凌驾于亚洲，向军事大国迈进。 人们知道，1951年，日美之间签订了一纸“安保条约”，其中心一是局限在“日本有事”的“共同防卫”；二是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是时，正是冷战形成时期，它的目标是指向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自不待言。1960年，岸信介内阁修改了“安保条约”，仍没有跳出“日本有事”的“专守防卫”框架。后来，随着美苏争霸，“安保条约”则把主要目标瞄向“苏联的核威胁”，这也是世人共识的。随着苏联与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失去目标的日美安保条约理应失去意义，予以撤废。然而，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布什政权提出了“世界新秩序构想”的战略，其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地区不安定因素”视作比以往“苏联威胁”更为关注的重点。在欧洲，美国联同北约打着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旗号，不断东扩，到处插手，肆意干涉地域争端甚至他国内政。诸如插手安哥拉，染指波黑战争，轰炸科索沃等等，力图以唯一超级大国的姿态和实力维持世界一级化的格局。 在亚洲，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则盯在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上。而它在亚洲的同盟伙伴只有日本最为“忠实可靠”，战后以来，日本始终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小兄弟。这样，为了服从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安保条约”不仅没有废弃，还赋予了它新的定义和内容。换句话说，“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即是美国北约战略的“亚洲版”。 在日本，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国内日甚一日的政治右倾化趋势，朝野上下不断涌现出一批改宪派及“新国家主义派”。他们以追随美国为目的，积极主动地顺应美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乘机增加军费，扩充军备，强化自卫队的军事实力，进而向政治大国及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为此，他们利用朝鲜发射卫星越过日本上空等事件，故意夸大朝鲜半岛的“危机”，制造各种危言，强调“地区不安定因素”，煽动修改“和平宪法”，修改自卫队“专守防卫”的原则，变“内向型”为“外向型”，变“国土防守型”为“地区干涉型”，从而建立起日美联合干涉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太地区事务的军事合作关系，还将这种合作美其名曰“军事贡献论”。就这样，美国的亚洲战略同日本当权者的“军事贡献论”默契地结合起来，终于促成了“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 二、“中华威胁论”是“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出台的催化剂 在中日未恢复邦交之前，日本紧随美国之后，基本实行的是一条反华仇共的国策。冷战结束后，日本有关当局及某些政府要员仍然把中国视作“潜在威胁”，反复强调“多元威胁论”。1999年10月，防卫厅政务次官西村真悟还公开鼓吹发展日本的核武器，称核武器的作用具有“抑制力”，“如果周边国家将中程导致瞄准日本的大都市，那我们的国会就应该讨论采取对策，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注：[日]联合周报，1999—12—28,(8).）很明显，西村口中设置中程导弹的“日本周边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和朝鲜。 在日本的学术界，“中华威胁论”的奇谈怪论更是层出不迭，越炒越热，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不胜枚举。有的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论之；有的从中国国防能力的增强阐述，还有些文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煽动日本国民“提防”中国人的战争报复，大有煞有其事，唯恐天下不乱之势。 不难看出，“中华威胁论”是日本某些政要及右翼势力玩弄的“贼喊捉贼”的把戏，又是一柄包藏祸心的双刃剑，一方面造成“中国威胁”的声势，煽动日本国民的敌对情绪，制造中日关系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为日本的扩军备战、走军事大国之路制造舆论。可见，“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同制造“中华威胁论”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右翼战争翻案逆流的高涨是“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出台的国内政治基础 “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又是日本国内右翼战争翻案逆流日益膨胀的结果。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曾根内阁喊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并首次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一些日本政要纷纷登上前台，屡屡“失言”，肆意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随之，修改教科书事件、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又引起世人的瞩目，其焦点还是围绕着是否认帐、反省、谢罪等有关战争观的实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