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多极化进程与大国关系调整总体保持稳定的背景下,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正凸现出来,并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议程中凸显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崩溃后,发展中国家长期被掩盖和压制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其固有的民族(种族)、宗教、领土(边界)、资源等纠纷和矛盾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频繁发生,规模和烈度一度呈上升势头。从非洲大湖地区的种族(族群)仇杀到印巴克什米尔武装冲突,从波黑战争到近来再度升级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领土争端,几乎所有动乱和重大冲突均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两大进程加快发展,发展中国家上述安全问题不仅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一)国内问题国际化倾向加剧,影响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政治发生转型、经济发展陷入危机或其他社会问题等,引起国内动荡甚至冲突,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日渐加深,这些动荡和冲突外溢危及地区和国际稳定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危险性也在明显增高。如:印尼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陷入困境,导致苏哈托政权垮台,由此引发国内大规模动乱,东帝汶借机实现独立,进而使东南亚局势复杂化,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国际力量和联合国力量先后介入东帝汶事务;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紧张;中东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的领导人更替问题日显紧迫,这将给本已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再添新变数。外来势力尤其是在积极谋求和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力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设定的“民主国家共同体”等发展轨道,借“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人道主义”、“打击恐怖主义”等各种名目干预其内部事务,不仅激化了地区矛盾,引起新的灾难,破坏地区稳定,而且使之迅速国际化,对地区和国际局势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二)某些国家中存在较为强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激进势力、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四种势力,它们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威胁增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势力在国际政治中相互勾结、相互效仿,已经呈现明显的暴力化、政治化、国际化倾向并有加剧之势,此类问题的爆炸性和对国际安全的冲击力将显著增大。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和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即为此类势力的典型代表。菲律宾伊斯兰激进势力阿布·赛亚游击队一连串的爆炸、枪杀和绑架等恐怖活动也引发“亚洲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担心”。 (三)“新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人口高速增长、社会发展受阻、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制毒贩毒、有组织跨国犯罪、难民大批迁移、疾病尤其艾滋病传染等“新安全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日渐突出,它与传统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也将更难对付。就人口而言,目前每年新增人口的96%均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注:The Big Crunch,Jeffrey Kluger,Times,April-May 2000,P.48。)。而艾滋病感染者仅非洲迄今就有2300万人,每天约有5000人被感染,美国已将艾滋病视为“一个安全威胁”。(注: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2000。)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加紧就“新安全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新的政策框架。 (四)现行国际维和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中地区进行安全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渐上升。2000年5月伊始,塞拉利昂局势急剧恶化,联合国维和部队500多人被前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扣为人质,并造成维和士兵伤亡。这再次暴露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联合国与各主要大国究竟如何协调、力量如何配置等,表明国际现行维和机制已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否则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注:Dennis C.Jett,The UN's Peacekeeping Failures Are Built Inand Intractable,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3,2000。Barbara Crosstte,Holbrooke Tells UN:Fix Peace Rol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3,2000。)此外,目前国际裁军和军控问题仍主要局限于大国政治范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常规军备竞赛仍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地区,并有加剧之势。这预示在中东、南亚、高加索、东北亚、非洲等许多爆发冲突可能性较大、危险程度较高的地区实施某种形式的安全管理,包括建立地区互信、大国协调机制、地区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建立无核区等已显得越来越迫在眉睫。否则,一旦上述地区出现同样的局势,国际社会将再次陷入窘境。 二、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力量 当前,围绕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已进入关键阶段,发展中国家既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也迎来某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