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 经济方面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除智利外,其他拉美国家相继受到低储蓄率的困扰。在公有部门,拉美各国税收基础相当小,逃税现象严重。至于私营部门,除智利外,各国对养老金制度的彻底改革并没有提高拉美国家的储蓄率。看来高的利率并没有改变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民的储蓄习惯。在金融自由化后信贷机会的增加加剧了拉美地区的消费主义倾向和高负债率,这样拉美经济依然严重依赖于外部资金。 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经济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经济地位变得更加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策略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相比之下,劳动力在经济重组时期所遭受的损失要远远大于资本持有者。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常常伴随着核心产业部门失业人员的大幅度增加,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导致劳动力锐减。出口部门的发展难以在短期内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为了降低工资费用、确立一个更加灵活的雇佣和辞退制度及降低雇主非工资费用(如雇主的保险责任),必须重组劳动力市场。雇主通过采取短期合同和更多转包合同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了劳动力的相关费用,从而增加了各种非正式契约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 为了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拉美各国政府(如智利和秘鲁)设法削弱了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而各国政府则默许或支持这种状况。这些进程经常被视为形成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为国际市场雇主创造更具竞争性的劳动力条件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拉美各国劳动力的地位已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除非劳动者具备市场所需的技能或知识,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就业不足和长期失业。 改革的社会后果。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负面效应。人们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劳动力市场五个领域(失业率上升、实际最低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或微小增长、财富分配不平衡和城市非正式部门增加)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便可以看到这些影响。 贫困和政府的社会供给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的最强烈的批评之一是它未能消除贫困。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时至今日,拉美各国的社会债务依然居高不下,美洲开发银行强调拉美各国必须重建社会基础结构和社会服务。 然而,拉美各国政府已设法减少了其对社会供给所承担的长期责任,并创造了更加面向市场的社会支援形式。其中突出的例子是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现在,许多私人部门管理着工人养老金的交纳、投资及发放,减少了各国政府的财政负担并把相关资源从政府转向私人部门,从而给予私人部门更大的投资机会。各国政府也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卫生和教育事业。可是这些做法往往形成双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上层阶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支付私立学校和卫生保健的高昂费用,而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只能接受质量低劣的社会服务。总的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 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前景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前景之前,首先有必要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矛盾。90年代,拉美各国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大量增加,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不断削减。在从独裁主义向民主政权转轨的过程中,拉美各国相关制度未能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在那些由精英掌权的民主国家中,本应建立在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大的社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改革议程已经被放弃了。经济模式与应保证多数选民从发展中获益的民主制度不谐调是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之一。 为了提高拉美经济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竞争地位,增加其抵御国际性经济危机的能力,拉美必须适时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因此政府与经济转变过程之间的未来关系成了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形态朝着政府有限参与经济的转变也许不会产生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预期的那种现代化的竞争性经济。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存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被各国政府视为对付社会债务问题和修正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先决条件。 还有一个有关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关系问题。到2050年,预计整个美洲地区将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自由贸易经济区。这涉及把20世纪中的拉美大国与16个小型但却相去甚远的国家相互联结起来的问题。地缘政治原因已成为这个进程中重要的附加因素。在地缘政治方面,应当解决在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中心—外围模式方面所固有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拉美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从一种狭隘的经济主义解释到华盛顿共识再到更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解释的演变。在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与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之间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趋同现象。后者的理论解说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前景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