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决策参与成份的变化 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在整体框架和程序结构上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与的金字塔型结构，仍然是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商的运作机制。但外交战略目标的演变和国内政治结构的重组，使过去以政党、内阁、文官为主体的三角形决策机制在运转过程中，具有了更加集中、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有效的新特点。 1.政党参与的变化 近年来日本政局最大的变化就是自民党一度失去单独执政的政治优势，虽然自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仍把持首相职位，但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自民党已无法依靠议会简单多数和执政党地位将党内的政策构想强行变为政府的决策行为。对于重大政策问题，自民党除沿袭以往党内决策的一般程序取得举党一致外，还需要同与党以及主要在野党进行协商，尽量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提交内阁会议审议通过，多党合作共同决策使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在野党对政府决策的发言权。 如：关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适用范围，1998年自民党的梶山静六表示在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的包括台湾海峡”，而当时执政联盟中的社民党则明确提出不包括台湾海峡，双方争执不下。结果直到访华前夕，才由桥本首相重申日本政府的一贯主张：严格遵守日中友好条约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使外交日程表上的访华能顺利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不仅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决策功能相对下降，日本各政党作为决策参与者的整体决策功能也有所减弱。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主要政党分裂，出现了10几个政党。这一变化，弱化了政党参与决策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 2.财界影响的变化 财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主要借助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来实现。近年来日本政坛上金权勾结的政治黑幕不断曝光，引起国民的强烈抗议，要求清廉透明的政治；90年代日本的政治改革对财界向政党捐献政治资金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又实行了小选区制，加上政界保革两大阵营解体，政坛分化组合尚未完成，使财界对政党的政治捐款在规模和频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财界自身也因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增长乏力和产业结构转型以及银行倒闭、住专丑闻、不当贷款等一系列金融事件而穷于应付自顾不暇。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减弱了财界对政党施加影响的能力、能量和意愿。财界仍竭力参与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但在日本政治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社会转型阶段，财界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影响也在发生着变化。 3.文官作用的变化 在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中，外务省文官因握有政策方案的起草、修改、定稿以及外交政策的执行等权利，因而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具有基础和支柱的关键作用。冷战时期，日本外交奉行追随美国的低姿态战略方针，在重大的外交决策上主要看美国如何行事，需要独立自主作出的政治性决定相对较少，相对而言，更多的外交决策属于日常事务性的工作。而且文官在既有决策机制中也主要处于事务级的层面，因此除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文官一般不介入高层的政治决策，基本上只负责事务性的决策和日常性的工作，这也导致了外务省文官就总体而言，对具体的事务性的操作能力相对较强，而政治性、战略性、宏观性的决策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素质和基本特征。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同僚：“日本的外交官僚办事能力超群，堪称世界一流，但视野狭窄缺乏远大目光，虽有外交战术但缺乏外交战略”，因为他们“在事务性的问题上耗尽了精力，已无力去思考长期的政策”。 但是，从宏观的整体的决策过程看，外务省文官在日本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强和改善。因为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其它决策主体的参与或是在某一方面、就某一问题提出意见，或是在某一阶段参加讨论，只有外务省官员是自始至终地全程参与，并承担了从起草政策方案到形成正式文件，乃至付诸实施的全部基础性事务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决策主体。 4.首相地位突出 由于政党、财界的决策能力弱化，对政府决策的干预呈相对减少的趋势，内阁的决策地位相对提高；由于决策主体多元化，各方意见协调困难，决策时间延长，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要求，必须改变决策时间过长、过慢的问题，提高决策的效率，需要最高决策层力排众议迅速作出决断；也由于冷战后日本积极参与重大国际政治事务增多，在国际关系的调整机制中广泛运用首脑外交这一方式（日本已与中、美、法、德、俄等大国建立了首脑定期会晤制度，与中国、韩国一起同东盟九国进行首脑会晤，并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和亚欧会议）。因而在日本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整体决策功能相对弱化，而首相作为政党代表的最终决断权和决策地位的重要性却相对突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政治性决策也相应增加。 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即是日本对俄新政策的决策和提出。1997 年6月，桥本首相出席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时，与俄国总统叶利钦会谈说“我们俩来建立一种新型的日俄关系”，表示了通过首脑的最高决断改善日俄关系的强烈愿望。1997年11月，桥本首相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了被称为“桥本——叶利钦计划”的发展日俄关系的政策措施，使日俄关系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改善的新阶段。由此可见，在重大外交问题上，首相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权利有所加强，能够把自己的意志贯彻落实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并转化为国家的政策。
